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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

關于中日關系“再正常化”的思考

時間:2018-01-31 作者:胡令遠 洪偉民

2017年中日關系迎來邦交正常化45周年。安倍積極利用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東盟系列峰會等多邊外交場合與中國領導人會見,顯示中日關系有所趨暖。然而,趨暖的走勢能否使中日關系走出低谷,實現“再正常化”則取決于安倍政府內政外交政策劍指何方。安倍在國內經濟和民生領域面臨壓力迫使其希望加強與中國的經濟關系。但安倍政府推行俯瞰地球儀外交、近期又大力推進所謂美日印澳四國聯手的印太戰略,盡顯與中國全面抗衡的戰略心態恐怕短期內難以改變。中日兩國關系依然脆弱。

胡令遠  洪偉民/文

DOI: 10.19422/j.cnki.ddsj.2017.12.009

注釋略

 

20171111日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五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越南舉行。期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見時習近平主席指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明年將迎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雙方要從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準確把握和平、友好、合作大方向,通過堅持不懈努力,積累有利條件,推動中日關系持續改善,向好發展。”習近平主席強調:“改善中日關系,關鍵在于互信。”20171113日,李克強總理在出席東盟系列峰會期間,會見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見時李克強表示:“當前中日關系出現一些積極變化,同時存在敏感因素。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明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希望日方本著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與中方相向而行,推動兩國關系戰勝困難和挑戰,保持改善的勢頭,取得新的發展。”日本共同社據此認為:“安倍前所未有地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與習近平和李克強舉行會談,這是兩國關系改善的一個跡象。”

自日本政府2012年上演“購島”鬧劇,以及安倍第二次執政之后,中日關系一直處于低潮狀態。此次國際會議期間中日兩國領導人會見,肯定了中日雙邊關系有所改善的近況,表達了進一步改善的意愿。誠如國際輿論所指出的,中日關系出現了“回暖”跡象。但與此同時,中日關系依然脆弱。習近平主席與安倍首相幾乎同時開始新的任期,中日關系能否出現較大或根本改善,成為當下人們普遍關注的焦點。

 

戰后中日關系的兩個過渡期

對于戰后中日關系發展歷史的分期,由于視角不同,學界并未形成統一意見。如果根據中日關系的發展實態,從更大的視野框架進行區分,從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至1972年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可以作為中日關系第一個“過渡期”。這一時期的近三十年間,經過了世界格局、中日兩國國內政治的巨大復雜變化,中日兩國關系逐步成熟地“過渡”到恢復“正常”。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最大訴求是日本放棄與臺灣國民黨政府之間的“國家關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權,從而保障此后中日兩國人民正常交往。

1972年實現邦交正常化至20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的近20年間,雖然中日之間有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日本政要在歷史問題上屢有“失言”以及教科書問題等發生,但這些問題并沒有真正動搖中日關系的根本,影響兩國關系的大局。中日兩國經貿關系獲得長足發展,不斷深化;國民感情密切,度過了一段難忘的“蜜月期”。

然而,隨著冷戰的結束,日本國內政治得以保持長期穩定的 “1955年體制”解體,“十年十相”如同走馬燈一般你方唱罷我登場;隨著泡沫經濟的崩潰,戰后日本人引以為榮的經濟奇跡神話一朝破滅,從而陷入“十年不振”乃至所謂“失去的二十年”之窘況。與此同時,以地鐵沙林殺人事件為標志,日本社會安全神話也隨風而逝,日本社會處于焦慮不安之中。這種政治、經濟、社會的“三重苦”一起蜂擁而至,日本人有一種看不到前景的窒息感。而此時的中國,走上了經濟發展的快車道。面對這種狀態特別是其發展趨勢,日本的部分精英和右翼政客開始憂心忡忡,擔心中國一旦真正強大起來,自身將陷于不利和被動局面。因此他們與以中國為潛在對手的美國聯手,以日美同盟再定義為抓手,開始在安保領域采取一系列舉措,如將戰后一直以來實行的“專守防衛”變為解禁集體自衛權,以圖在雙邊、亞太區域乃至全球與美軍及其他關系密切的國家一起采取軍事行動。這種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打造軍事同盟網絡制衡中國的意圖盡人皆知。2010年,中國的GDP總量超過日本,更令日本右翼政客坐臥不安。于是,有了同年的所謂“撞船事件”和2012年的“購島鬧劇”,他們妄圖以此來刺激、煽動國民感情,渲染“中國威脅論”,并緊緊拉住美國介入中日領土主權爭端。由此,中日關系急轉直下,陷入戰后以來最低點。

可以說自冷戰結束至2010年中日經濟總量出現逆轉,標志兩國綜合實力行至一個歷史性“拐點”后,中日關系隨之跌入低谷,正式進入一個低位運行期。據此,可以把20世紀90年代初至2010年這近20年的時間,視作二戰結束以來的第二個過渡期。古云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風起于青萍之末而鴻漸于干。無論是第一個過渡期,還是第二個過渡期,雪泥鴻爪,歷歷可見。只可惜第一個過渡期是向邦交正常化過渡,盡管有諸多障礙,但總體是上行方向;而第二個過渡期是向中日關系的低位運行期過渡,雖然其間產生了中日間第三和第四個政治文件,但總體呈現的是下行趨勢。

2010年至今的七年中,中日關系一直處于低潮期。然而前所述及的中日兩國領導人近期的互動,能否使兩國關系有根本改善,從而走出低谷,實現“再正常化”呢?這首先需要關注日本近期舉行的第48屆眾議院選舉,因為安倍所領導的自民黨的選舉政綱,必然會體現在其勝選后的內政外交政策上。

 

日本第48屆眾議院選舉對中日關系的影響

一、選舉結果使安倍修憲具有了現實可能性

2017925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突然宣布將解散眾議院,舉行大選,從而引起日本政壇震動,國民反應強烈。而日本各政黨措手不及,倉促上陣,經過十幾天選戰喧囂,終于塵埃落定。自民黨最終獲得283個席位,不僅單獨過半數,得以掌控國會中相對于參議院而言據優勢地位的眾議院的大局,使政府提交國會審議的法案容易獲得通過;同時,議席數還達到了可以掌控眾議院17個常設委員會的所謂“絕對穩定多數”,這樣可以保證眾議院的順利運行。此外,與執政伙伴公明黨所獲得的29個議席相加,自公執政聯盟共獲312個席位,即已達到全部465個議席的三分之二。這樣不僅可以使在參議院遭到否決的政府提案在眾議院重新審議通過,更重要的是使安倍心心念念要修改和平憲法的夙愿在理論上具有了現實可能性。同時,安倍還會根據自己主導修改過的關于總裁任期延長的自民黨黨章,在20189月再次連任黨總裁,并順理成章地延續首相大位。因此,理論上講,安倍可以一直擔任日本首相到202111月,創造日本歷史上首相任期最長的紀錄。

不過應該看到,雖然安倍達到了提前舉行大選確保繼續執政的目標,但他在獲取了諸多政治利益的同時也輸掉了很多帶有根本性的東西。首先,提前解散眾議院沒有“大義名分”。國民普遍認為,安倍提前解散眾議院舉行大選是為了消解丑聞以求自保;而且過分利用憲法賦予首相的解散權,是對國家大法的褻瀆。其次是手法惡劣。眾議院選舉是“政權選擇”的所謂大選,本應該是各政黨就其理念以及作為這種理念外化的重大政策“問信于民”,特別是作為執政黨更應如此。但安倍在這次大選中重點是拿“朝鮮威脅”說事,而且他早就有意利用政府首腦掌握的行政資源,對此過分渲染夸大,置國民于不切實際的惶恐之中。而在選舉過程中,安倍對其真正要做的修憲訴求,即便寫進了選舉綱領,但卻刻意回避。這次勝選安倍靠的是“術”,而非大義名分的“道”。

二、分裂的在野黨制衡安倍政權的能力弱化

民進黨的臨陣分裂和希望之黨成為“失望之黨”甚或“絕望之黨”,是這次選舉中最具戲劇化的兩場鬧劇。日本最大在野黨民進黨之所以在選舉前夜突然瓦解,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執政時在國內外重大事件上舉措嚴重失當,因而大失民望,頹然的黨勢一直沒有改觀。二是剛剛接任黨首的前原誠司如果敗選馬上就要引咎辭職也已是可以預見的結局。所以當看到希望之黨成立之初氣勢如虹時,前原誠司便做出了與其合流以求擺脫困境的選擇。三是民進黨本身是一個由不同政治理念及政策訴求的成員拼湊而成的雜燴黨,黏合度不高,難經大風大雨。

而在野黨最大的敗筆是希望之黨黨首小池百合子不僅以贊成修憲與否為紅線堅持拒絕一部分民進黨人,而且決定自己不參選,從而導致選情大變,其黨內主要干將若狹勝也把自己賠了進去,丟了議員位子。其實,希望之黨在理念上與自民黨幾無區別,因此被譏為“第二自民黨”,是自民黨的“補強勢力”。希望之黨本來是“乘勢而起”,這個“勢”其實就是東京都知事選舉中小池旋風的余威,即其超強的人氣。一旦小池本人出現問題,該黨今后可能會淪為無足輕重的小黨,其政治功能不外與維新會一起,與自民黨政權小打小鬧并不時起著某種補充作用,譬如在修憲問題上的合作等。而從民進黨中分出來的立憲民主黨,主要由自由派人士構成,在本次選舉中業績突出,成為一個亮點。立憲民主黨雖然成為第一大在野黨,但僅有55個議席,難以對自民黨形成實質性牽制。

1955年到1993年期間,雖然是自民黨一直執政,但以社會黨為首的在野勢力一直對其形成有效制衡,所謂兩黨勢力在伯仲之間。近年日本政治生態的“一強眾弱”局面,并未通過這次大選而改觀,反而是在野黨整體實力更加弱小,從而使安倍政權的“暴走”將更加通行無阻。

三、選舉后安倍政權的內政、外交課題與中日關系

安倍在2012年至今的所謂五次國政選舉中,實行的都是重經濟與民生、輕政治議題的選戰策略。但是一旦勝選,雖然是經濟、政治兩手抓,但實際上在優先順序上是倒置的,這從安倍對解禁集體自衛權等重大問題的處理上不難看出。所以今后依然會是老套路,即面對國民,安倍首先強調的是安倍經濟學,而內心無疑則把在最后的任期內實現修憲的夙愿放在第一位。

然而,修改和平憲法也并非易事。在內外壓力下,安倍實際上已經把修憲改成了“加憲”,即不改變憲法第九條,只在憲法中增加自衛隊的存在。安倍自降門檻是為了先破和平憲法數十年不變的金身,然后再逐漸蝕空。通過這次大選后形成的政治生態,理論上講安倍在國會糾集三分之二以上議席方面具有了修憲的現實性,然而他還面對50%以上國民贊成這一關。所以2017111日安倍繼續執政之后,會實行“協調修憲”的方略,即首先會與對修憲持審慎態度但贊成“加憲”的執政聯盟公明黨進行“協調”。以和平理念為立黨核心價值、走中間路線的公明黨其實一直反對修改和平憲法,同時希望將環境保護等入憲,即根據時代的變化增加憲法內容,也就是所謂“加憲”。對于與安保相關的問題(譬如自衛隊入憲),公明黨主張要“問信于民”。由于這次大選中自民黨將此作為選舉公約之一,所以公明黨對此恐怕很難再持反對態度。同時因為其他政黨也有一些具體的加憲方案,所以安倍與本就贊同修憲的希望之黨、贊成加憲的維新會協調,達成三分之二應該不難。至于國民這一關,安倍會借助特朗普訪日的機會,強化朝鮮的威脅,以及一直以來明里暗里以各種方式灌輸給國民的“中國威脅論”,甚或必要時拿釣魚島冒險說事,最大限度刺激國民的國家安全神經,誘導他們去投贊成修憲票。雖然修憲也好加憲也罷是日本的內政問題,但以安倍的歷史態度,人們有理由懷疑日本是否能牢記給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帶來深重災難的歷史教訓,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安倍的修憲或加憲,不僅對中國乃至地區安全與穩定增加了不確定因素,而且也未必是日本人民的福音。

與此同時,為了兌現選舉承諾,安倍必須在經濟和民生領域有所作為。雖然近來日本股市等經濟指標有強勢表現,但作為安倍經濟學支柱的增長戰略依然未有真正突破,量化寬松及財政刺激的短期效應已現頹勢。面對增長乏力,已經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則的安倍政府做大軍工企業,無疑也是其選項之一。在安倍經濟學并未產生普惠效果的情況下,2018年再次提高消費稅,對安倍來說也是不小的挑戰。此外,高企不下的政府借債,已構成潛在的危機。安倍連續贏得五次國政選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國民對安倍經濟學雖不滿意但也有所期待。隨著時間的延長,一直業績平平的安倍必然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如何交出一份讓國民基本滿意的經濟答卷,對安倍來說不蒂是繼續執政中面臨的重大挑戰。因此,安倍實際上也希望加強與中國的經濟合作。

在外交方面,安倍繼續積極推動日美同盟,但在如何與特朗普政府打交道等問題上,安倍似乎還沒有真正找到有效方法。對中國的外交僵局,安倍政府亦尚未打破。在中國駐日大使館舉辦紀念邦交正常化45周年活動時,安倍親自帶領政府及自民黨要員出席。在前述與習近平主席及李克強總理會見時,安倍強調有意改善兩國關系。安倍開展上述外交舉動的原因是中國近年發展迅猛,“一帶一路”倡議深得世界贊許,越來越強大的中國難以遏制,而美國的東亞政策尚難預料。通過適度改善與中國的關系,日本可以獲得更大外交空間。但安倍政府推行俯瞰地球儀外交、近期又大力推進所謂美日印澳四國聯手的印太戰略,盡顯與中國全面抗衡的戰略心態恐怕短期內難以改變。

 

中日關系的“再正常化”

1972年中日邦交實現正常化,其所達成的最重要的核心成就是日本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由于冷戰背景,這一過程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經過了20余年才實現,也即中日關系“正常化”在戰后歷經了很長的過渡期。邦交正常化之后,特別是1978年中日兩國締結了和平友好條約之后,中日雙邊關系進入蜜月期。也正是從該年起,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國實行全面改革開放路線,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和使中國人民“富起來”而奮斗。從實現邦交正常化之后,特別是1978年起直至冷戰結束的20年間,中日兩國走的是合作共贏、共同富裕的道路。

冷戰結束后,日本在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等諸方面遭受重創,而中國經過多年積累,經濟反而進入發展的快車道。在由“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過程中,雖然中國的發展在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后對其起到了“反哺”作用,即日本在走出“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的過程中,搭上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便車,對走出泡沫經濟破滅的陰影獲益良多。但與此同時,對中國的“強起來”日本卻難以接受,逐步加深了戰略疑慮,并選擇了與美國聯手,盡可能遲滯中國“強起來”的步伐,最終致使中日關系墜入戰后最低谷。而這一個過程也大致經歷了20年。因此,所謂的“再正常化”,就是日本能夠真正接受中國人民“強起來”。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逐步從內心看不起中國,包括其原來一直推崇的中國文化、社會制度乃至價值體系。瞧不起中國可以說已經深入日本的骨髓。所以當一個積貧積弱的中國“站起來”時,日本沒那么容易予以承認。當看到中國不僅“站起來”而且“富起來”,現在更要“強起來”時,日本就更難接受了。

其實,近代以來東亞日強中弱的格局并非東亞歷史的常態。從更長的歷史來看,所謂中日關系的“再正常化”,就是回歸東亞國際格局常態而日本重新認識并接受的過程。但在目前,安倍政權似乎還在留戀并致力于“找回強大的日本”,并沒有認清東亞格局的基本邏輯和發展趨勢。所以盡管目前中日關系有回暖跡象,也有可能從低位徘徊走到中低位乃至中位運行,但兩國關系依然脆弱。例如,安倍竭力追求并具備現實可能性的修憲問題,必將刺激敏感的中日兩國關系的脆弱神經,加深彼此的戰略疑慮。如前所述,日前安倍與中國領導人會見,信誓旦旦表示要改善中日關系的同時,卻又大力推動美日印澳四國聯盟機制,鼓吹“印太戰略”,其劍指中國,打造制衡中國網絡的意圖再明顯不過。所以,中日關系的改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一作者系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兩岸和平發展研究協同創新中心首席專家;第二作者系上海商學院日語系副教授)

(責任編輯:張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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