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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危機與中東秩序重塑

時間:2018-01-15 作者:王林聰 來源:《當代世界》2017年第12期


雖然敘利亞危機隨著近期戰場局勢的變化而出現重大轉機,但圍繞敘利亞政治進程及戰后安排的較量已經緊鑼密鼓地展開。美、俄等域外大國以及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域內大國的多重博弈,深刻影響了敘利亞局勢的發展。可以說,敘利亞危機引發了中東地緣政治關系的重構,并加速了中東秩序的“兩極化”態勢,成為21世紀中東國際關系變化的分水嶺。

  王林聰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國際關系研究室主任

DOI: 10.19422/j.cnki.ddsj.2017.12.013

 

在中東變遷進程中,如果說“阿拉伯之春”是一種典型的“灰犀牛”現象的話,那么,敘利亞危機則是一個獨特而又巨大的“黑天鵝”事件。因為人們很難設想,一個在21世紀前十年保持相對穩定且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4.3%、通脹率為4.9%的中低收入國家,轉瞬間深陷戰爭旋渦,成為中東地區的“風暴眼”和多種力量激烈對壘的博弈場。更為重要的是,敘利亞危機中各種“行為體”之間多層博弈,又引發了中東國際關系深度調整和中東秩序的重塑,深刻影響著21世紀中東地區的發展方向。因此,觀察和分析敘利亞危機乃是人們認識和把握21世紀中東國際關系新變化和中東秩序重構的關鍵案例。

 

敘利亞危機的根源及特點

敘利亞危機自爆發以來其演變可謂一波三折,經歷了從危機發生、擴大到“以化武換和平”實施;從“伊斯蘭國”極端組織崛起后攻城略地到敘危機全面升級、敘局勢急劇惡化;從俄羅斯軍事介入、阿勒頗戰役取勝(戰局轉折)到全面清剿“伊斯蘭國”武裝組織并迎來反恐戰爭節節勝利等復雜過程。敘危機的爆發和演變有著深層的歷史和社會根源,又是復雜的中東和國際政治博弈的反映,是內外諸多因素相互疊加又相互作用的結果。

從內因看,敘利亞國內多種矛盾的積累和“疊加效應”促成了危機的爆發。敘復雜的民族和教派構成、難以彌合的社會裂痕、日趨尖銳的社會矛盾,不斷侵蝕著復興黨政權的統治根基。巴沙爾執政以來政治自由化改革,不僅削弱了復興黨在敘政治系統中的主導地位,還造成了復興黨社會主義、伊斯蘭主義和自由主義相互競爭的態勢,這三種意識形態背后交織著家族、教派和族群矛盾。形形色色的反對派多以反抗阿拉維派獨占政治權力為訴求,結果嚴重削弱了國家認同,擴大了社會裂痕。與此同時,經濟自由化(主要是私有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會貧富分化的擴大,加上2006年起連續四年的嚴重旱災,30%的民眾生活在貧困線以下,[1] 社會矛盾日趨尖銳,成為敘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

然而,從外因看,境外或域外力量的干預,加劇了敘危機的“聚變效應”。敘地處中東地區心臟地帶,具有多重地緣政治屬性,它既是大國覬覦的對象,又是中東地區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較量的場地。當敘政權控制力下降時,其極易淪為各方博弈場。由此揭示了敘危機緣何迅速升級,由內而外演化為中東地區的重大危機。換言之,敘危機的擴大和逐步升級乃是外力推波助瀾的結果,進而引發了中東秩序的變動。

事實上,持續六年多的敘利亞戰爭,給該國帶來了空前的災難,其損失初步估計約2260億美元(相當于2010年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4倍),死亡人數高達4047萬。另有約半數國民背井離鄉,或流散各地,或出逃境外,[2]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球最大規模的難民潮。縱觀六年多敘局勢的曲折變化,敘危機牽動整個中東,波及世界,其復雜性和影響面超乎尋常,展現了不同于以往的許多新特點。

第一,敘利亞危機的演變呈現“外部性”和“戲劇性”。從敘利亞危機的“被升級”到“被逆轉”,既體現其“外部性”特征,又展現其“戲劇性”變化。所謂“外部性”是指外部力量主導敘利亞局勢變化和走向。因此,敘戰爭又被看作是一場“代理人戰爭”。“被逆轉”則指西方大國導演的敘“政權更迭”的大戲卻未能實現,這一結局大大出乎美歐列強之預料,至今無法相信巴沙爾政權可以絕境逢生,邁向勝利。可見,敘利亞危機堪稱是當今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中罕見的一幕“逆轉劇”,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際關系中“東升西降”的新變化和新趨勢。

第二,敘利亞危機的性質具有多重性和復雜性。敘危機經歷了從敘內部問題轉變為中東地區問題、從內戰演化為地區戰爭和國際戰爭的重大變化。在這場危機中,交織著多重矛盾和多種力量。對于敘政府和人民而言,多面臨敵,展開了一場捍衛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和政權生存的民族保衛戰;對于中東地區國家而言,更多地表現為一場地緣政治爭奪戰,即以沙特阿拉伯為核心的遜尼派集團與以伊朗為核心的什葉派集團之間的較量;對于域外大國及國際社會而言,既有美俄在該地區爭奪,又有國際社會共同反對西方新干涉主義、反對“伊斯蘭國”等恐怖主義、維護中東地區安全的復雜斗爭。可以說,敘危機實質是巴沙爾政權存亡和地緣政治利益的爭奪,是侵略與反侵略、干涉與反干涉、恐怖襲擊與反對恐怖主義等多重性質的復雜較量。

第三,敘利亞危機在塑造中東國際關系中的獨特性。就國際關系而言,不同行為體在敘危機中有著截然不同的表現。其中,在敘危機中,非國家行為體產生了極為獨特的作用,直接影響著中東國際關系的變化,以聯合國組織、“伊斯蘭國”極端組織最為突出,并展現了截然相反的作用。例如,聯合國組織作為超國家行為體,在中國、俄羅斯等國的堅持下(多次在安理會動用否決權,阻止了西方大國干預敘內政、推動政權更迭的企圖,捍衛了《聯合國憲章》的宗旨),為敘問題政治解決做出了重要貢獻。相反,“伊斯蘭國”極端組織作為非國家行為體,在重塑中東國際關系和中東秩序中扮演了破壞者、顛覆者的角色,其影響之大在以往國際關系史上是罕見的。

 

敘利亞危機對中東秩序的深遠影響

中東秩序是不同行為體相互作用的產物。中東秩序的變動或重塑必將是不同行為體博弈進而達到某種平衡的過程。在敘危機中,一方面,各行為體本身的變化直接影響博弈的過程和結果。其中,不同行為體實力對比的變化:域內大國諸如土耳其、伊朗、沙特等國實力的上升,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等國實力的下降;域外大國諸如美國、俄羅斯、歐洲國家以及中國、印度等等,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的變化,這一切都影響著行為體的行為預期和博弈方式。另外,作為“另類”的非國家行為體——“伊斯蘭國”作為博弈的一方,迅速成為重構中東版圖的顛覆性力量。

另一方面,博弈規則和博弈方式發生巨大變化。敘危機中各行為主體之間博弈方式復雜多變,既有政治談判,又有軍事較量,而后者則是決定性方式。因此,敘戰爭及其結局就成為各行為體博弈以及判斷中東秩序變化的標志。從這個意義上說,敘危機乃是重塑中東秩序的分水嶺。

首先,敘利亞危機加劇了中東地區格局“整體失衡、局部失控”的新態勢,中東地區關系急劇變化,出現了“兩個陣營”對壘的局面。敘利亞戰爭加劇了阿拉伯世界的整體性危機和整體地位的弱化,而“伊斯蘭國”的出現更是阿拉伯世界乃至中東地區“局部失控”的標志。遍及中東地區的“脆弱國家”(西方稱其為“失敗國家”)多數集中于阿拉伯世界。相反,非阿拉伯國家——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國,所受沖擊相對較小,其實力有所上升。由此形成了中東地區以教派分野為表面特征的地緣政治較量,即以沙特為首的遜尼派陣營與以伊朗為首的什葉派陣營之間的對抗不斷加劇。敘利亞戰爭、也門戰爭、伊拉克重建、卡塔爾斷交危機,等等,都成為兩個陣營的博弈場。博弈的結果將深刻改變中東地區關系和中東秩序。

其次,敘利亞危機加速了“俄美對壘、俄進美退”的新變化,中東國際關系深度調整,呈現著“兩極”對峙的格局。敘危機見證了主導中東的國際力量結構發生重大轉變——美國在中東地區戰略收縮和俄羅斯以敘危機為契機強勢重返中東。隨著美國全球戰略重心的東移,美國對中東局勢控制力的逐漸下降,在中東地區采取“選擇性干預”,反恐問題方面“三心二意”,不僅損害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形象,也使其中東地區聯盟體系受到沖擊。這一切表明,美國主導中東的時代已漸漸成為歷史。但是,美國在中東的戰略收縮并非戰略退出。從20175月特朗普總統訪問沙特、以色列等國,表明其重織聯盟網,將盟友推到前臺,通過“代理人”間接掌控中東局勢的新意圖。

與此同時,敘危機見證了俄羅斯以攻為守,通過20139月“以化武換和平”以及20159月果斷出兵介入敘戰爭,力挽敘危局,并且在反恐大旗下,組建俄羅斯、伊朗、土耳其三方的敘問題“阿斯塔納”協商機制,力圖掌控敘問題的主動權和主導權。近期,許多中東國家首腦紛紛出訪俄羅斯,顯示了俄羅斯重返中東,其影響逐步上升的趨勢。但是,俄羅斯在中東的影響力仍然有限,并非有些學者所說“俄羅斯取代美國成為中東的中心”。[3] 目前,在中東地區“俄進美退”的態勢已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制衡,誰也很難在中東搞“單干”,在俄美較量的背后,又是以伊朗為首的什葉派陣營和以沙特為首的遜尼派陣營的對抗,兩大營壘之間既有對抗又有妥協,從而將中東推向更為復雜的“兩極”格局,這或許是向多極格局演變的一種過渡形態。


再次,敘利亞危機激化了中東地區復雜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對中東現代民族國家體系構成了威脅。民族國家是當代國際關系的主體,然而,敘危機進一步激活了該地區原本復雜的教派和族群紛爭,強化了教派認同或族群認同,嚴重削弱了國家認同,直接損害了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根基。伴隨著敘危機,中東地區宗教和民族矛盾持續上升,成為影響中東國際關系的重要變量因素,造成一些國家(尤其是戰亂國家)的“裂變”,分離主義逐漸抬頭。2017925日,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獨立公投,近期敘利亞庫爾德武裝力量的自治意向,等等,都是敘危機的后續效應。可見,由敘危機引發的分裂與反分裂斗爭波及整個中東地區,它將是影響中東國際關系,重塑中東秩序的重要內容。

最后,敘利亞危機引發了對中東地區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普遍擔憂和關注。“伊斯蘭國”極端組織在敘利亞、伊拉克等地攻城略地,濫殺無辜,從本質上說是“地區治理”和“國家建構”失敗的一種表現。敘戰爭最終轉變為一場國際性反恐戰爭,從反面凸顯了恐怖主義的巨大能量和危害。此外,由敘危機引發了全球最大規模的難民潮,又將難民問題提上中東地區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議程。這些表明國家治理、地區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關聯性和緊迫性,這是21世紀國際關系最為突出的現象。因此,透過敘危機的演變,彌補國家治理和中東地區治理上的“短板”必然是重塑中東秩序中的重要內涵。

 

后“伊斯蘭國”階段敘利亞危機的走向

隨著“伊斯蘭國”大本營拉卡被攻占和敘政府軍解放代爾祖爾省,敘戰事接近尾聲,反恐全面勝利在望,敘危機即將邁入后“伊斯蘭國”階段,敘問題的博弈正從“戰場”轉向“會場”。然而,敘危機短期內很難結束,“會場”的爭奪必將激烈而復雜,同樣是中東和國際地緣政治博弈的延續。

目前,圍繞敘利亞進程及戰后安排的較量已經緊鑼密鼓地展開了。201710月,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訪問沙特、卡塔爾,意在編織中東聯盟網,為敘戰后安排布局。與此同時,俄羅斯、土耳其、伊朗主導的第七輪阿斯塔納會議已于1031日落幕,敘利亞停火機制擔保國俄羅斯、土耳其、伊朗發表的聯合聲明,強調政治談判是敘利亞問題的唯一的解決途徑。俄羅斯還提出召開敘各派別參加“敘利亞人民大會”。111日,普京訪問伊朗,商談敘利亞問題。此前,104-7日,80多歲的沙特國王薩勒曼訪問俄羅斯,同樣就敘利亞問題交換意見。1120日,敘總統巴沙爾訪俄(索契),與普京總統進行了長達四個小時的會談,商討反恐戰爭即將結束后的敘利亞安排。1122日,有兩個重要會議同時上演:一是俄羅斯索契會議,俄羅斯、土耳其、伊朗首腦齊聚索契,就敘問題最新進展、出路交換意見,并發表聯合聲明,即強調啟動包容、平等和敘人民主導的政治進程,舉行自由公正選舉,強調敘主權和領土完整,呼吁召開敘利亞全國對話大會;二是沙特利雅得會議,敘境外反對派140多人齊聚利雅得,旨在協調立場,組成高級談判委員會,為新一輪和談作準備。聯合國第八輪日內瓦國際會議也已于20171128日召開。可見,以敘戰后政治進程(制憲、選舉以及巴沙爾總統地位等)和重建為核心的多方博弈正在展開。根據目前情勢,敘危機未來走向存在著幾種可能性。

第一種是敘利亞出現“三足鼎立”的割據態勢并可能引發新的沖突或戰爭。目前,在清剿共同敵人“伊斯蘭國”之后,敘境內出現了沿河(幼發拉底河)而成的敘政府軍與敘庫爾德武裝力量(美國支持)之間的對峙;敘西北部等地政府軍與自由軍(土耳其支持)之間的對峙。這種對峙很可能由于雙方矛盾尖銳,難以達成妥協,重新走上軍事對抗之路。另外,美軍在敘約有2000人。新的對峙若持續,勢必把敘推向分裂和解體的深淵,恐怖組織也可能借機死灰復燃。

第二種是在聯合國等多種力量積極斡旋下,逐步推進敘問題政治進程,促使敘境內外不同派別之間在激烈博弈中達成妥協,結束敘武裝割據,避免出現新的沖突或戰爭,避免恐怖組織余孽卷土重來,逐步實現敘民族和解,開啟敘利亞戰后重建。

第三種是國際社會斡旋進展緩慢,效果有限,形成敘問題拖而難決的僵局。由于敘境內外不同派別之間矛盾尖銳,在制憲、巴沙爾政權合法性以及轄控區域劃分等方面互不相讓,很難達成妥協,從而使政治進程在短時期內停滯不前或擱淺,導致敘危機長期化和復雜化。

實際上,敘危機未來走向必然受多種變量因素所支配。深陷地緣政治漩渦中的敘利亞,歷經戰爭劫難,已經從復興黨獨掌大權的地區“強國”演變為不同教派和族群謀求分權的地區“弱國”。因此,敘利亞未來走向復雜多變,充滿懸念,其政治圖景充滿著不確定性。

敘利亞危機引發了中東地緣政治關系的重構,加速中東秩序的“兩極化”態勢,成為21世紀中東國際關系變化的分水嶺。但與此同時,敘危機也揭示了中東地區加強安全治理和國家能力建設的緊迫性。從長遠看,能否真正實現民族和解,成為敘問題政治進程的關鍵,也是衡量敘現代國家建構成敗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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