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十一选五500期走势|宁夏十一选五走势图表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主管

微信公眾號

中國與世界

中國在非洲的形象取決于“非洲的中國成功故事”

時間:2018-01-15 作者:[南非] Paul Zilungisele TEMBE 譚哲理 來源:《當代世界》2017年第12期

近年來,中非關系深入發展,貿易、投資規模的擴大使中國對非關系硬實力得到顯著提升,但中國依然缺乏將硬實力轉化為軟實力、巧實力的工具。中國在非洲廣大群眾當中依然缺乏公眾吸引力。鑒于中非之間的文化差異,中非關系應當在官方的政府間平臺以外開辟空間,以努力在雙邊關系中推進建設軟實力和公共外交。

 /[南非] Paul Zilungisele TEMBE  譚哲理  南非姆貝基非洲領導力研究所研究員

DOI: 10.19422/j.cnki.ddsj.2017.12.011


中國在非洲的形象取決于“非洲的中國成功故事”。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各國在雙邊關系實踐中加大了公共外交的力度[1] 。公共外交在軟實力框架內尤為重要,它是一個國家在海外獲取吸引力的重要手段[2] 。伴隨著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中國在其新的影響范圍內培育公共外交方面走在了前沿。習近平主席倡導的中國夢取得成功,應從這樣的背景下加以認識,即中國正努力通過公共外交來補足其通常的外交實踐。中國把中國夢的概念當作與全球關于發展和繁榮的主流話語取得共鳴的萬能抓手[3]

倡導中國夢成功地沖淡了人們眼中的“中國威脅”。在中國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過程中,這種“威脅”既有現實的也有想象的。然而,從中國夢成功引起共鳴向前看,似乎中國的吸引力在非洲草根人口當中仍存在空白。也就是說,中國在非洲廣大群眾當中缺少公眾吸引力。中國迫切需要可以將其在非洲的硬實力轉化為軟實力、巧實力的工具。按照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定義,巧實力“既強調強大軍事力量的必要性,也大量投資于同盟、伙伴關系和各層次的機制以擴大……行動的影響,并確立其合法性”。[4] 雖然中國提升了與非洲的關系并注入了大量投資,但中國仍缺乏制度性的存在和有效的公眾游說平臺,如大眾文化、娛樂、體育等,所有這些結合在一起有助于提高在東道國草根人口中的吸引力。鑒于此,中非關系應當在官方的政府間平臺以外開辟空間,以在雙邊關系中努力推進建設軟實力和公共外交。

保持一致行動

為確保中非合作不斷取得成果,中國應當與當地社會“保持一致行動”[5],并在采取這些行動時使之向更廣泛的非洲群眾傳導其意愿。“保持一致行動”超越了利用中非人民在相似的歷史軌跡中使用的“友好”語言和表達方法。根據定義,“保持一致行動”意味著使用反映了當地文化和傳統的耳熟能詳的方式、符號和做派,因此與該社會所有成員的參考系相一致。[6] “保持一致行動”有能力通過相關人群熟知的事例和語言介紹新形勢,解釋遭遇的共同問題,并爭取其支持提議解決問題的方案。用法國思想家布爾迪厄的話來說,這個進程就是通過發掘有關個人的參考系來應用與當地習慣相一致的符號,訴諸其文化上的前提或價值體系[7]

中國在非洲大陸引進了中國經驗,對非洲社會而言這一經驗是外來的。為了有效地將自身的經驗介紹到非洲,中國需要結合非洲人的習慣,使用代表當地價值體系的語言風格。這里所說的語言風格包括當地人民的夢想和愿望,即中國的成功故事需要在非洲成功故事的背景下講述。上述分析所產生的問題是:在努力贏得非洲人的民心時,中國應該依靠什么樣的平臺?也就是說,當前占主導地位的跨文化交流理論和戰略是否有利于提升中非合作和中非關系?

需要新的跨文化模式

以往的跨文化研究假設:西方文明對所有其他文明而言都是排斥性的,跨文化研究謀求理解“文明世界”如何更好地與“土著人”溝通,以使之可以理解其殖民宗主。20世紀60年代末的人種志研究試圖擯棄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采取更開放的眼光看待其他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體系,這些社會與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文化根源并不一致。然而,即使這些“新”研究也把西方文明作為常態的鏡子,以此進行比較和評估。迄今,很少有人研究如何按照外國文化的表達方式和條件來探究外國文化。看來,文化的終極目標似乎曾經是并將繼續是朝著西方文化和文明建構中所彰顯的啟蒙展開競賽。

盡管如此,考察中非關系及其跨文化交流戰略時應不惜一切代價避免這個平臺。西方占據了五百年的主導地位,西方文明的命題似乎也體現在中非關系中。在非洲,此類傾向體現在有些非洲公民認同于用前殖民宗主的標準來張揚自己,并與特定人群的行為拉開距離。此類傾向在個人或社區間都有表現,甚至擴展到用以區分國家和地區集團。[8] 非洲聯盟是另一個這樣的場所,對前殖民宗主的認同仍然是人群劃分的基石。此類傾向不僅會妨礙非洲謀發展的努力,而且會破壞整個中非合作的使命。[9]

另外,有證據表明,在運用西方跨文化觀念看待其他國家方面,中國并非不落窠臼的旁觀者。隨著中國崛起并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有些社會科學領域的中國學術研究傾向于用西方面紗遮擋的眼光看待西方以外的不同文化人群。弗柯維奇認為,這個框架最早是透過西方學術研究的眼光來看劣等的中國的。[10] 弗柯維奇把這個特點稱之為“漢學的東方主義”。奧布萊恩指出,“漢學的東方主義”脫胎于“普世的”社會科學主義和冷戰著作,它永遠把西方的優越感強加于一個叫作中國的實體。[11] 然而,在匆忙地學習西方和在國際舞臺上擔當領導責任的過程中,有些中國學者似乎采用了“漢學的東方主義”來研究其他地方和文化,包括研究非洲。[12] 這些傾向與上文提到的那些傾向一樣可能損害發展中非合作的努力。

一般而言,非洲人和中國人在確立跨文化溝通戰略方面應當采取的第一步是要認知過去。這種過去并非由中非雙方中任何一方所造成,中非應當試圖與過去的斷言和假設拉開距離。第二步是,中國和非洲都應挖掘其價值體系,尋求可作為平臺和載體的觀念和傳統,實行跨文化溝通。梅茨提出,中非各方應探討利用和諧概念的可能性,在儒家和班圖精神傳統中都有這個概念,以此確立可行的跨文化溝通戰略。[13] 中非雙方迫切需要深思熟慮,做出努力,了解構成各自價值體系的基礎以及影響各自社會的其他方方面面。缺乏對影響雙方的深層次價值體系的了解,即使不完全損害中非合作的收益也將會使之受到限制。

非洲大陸上的“中國文化之手”

在建立一種關系之時,無論是個人、社區、社會、政治、文化或是經濟關系,有關各方要完全相信這種互動的活力和最終收益。讓我們暫且把中非合作當作世界舞臺上的一個場域,中非合作應讀作旨在實現范式轉變以改善雙方社會生活的伙伴關系。根據布爾迪厄的研究:場域一向是爭斗之地,在其中個人尋求保持或改變特定形式的資本分配。參與斗爭的個人懷有不同目的,有些人要維持現狀,另一些人要改變現狀。其輸贏的概率也不盡相同,取決于各自在結構空間中所處的位置。然而,所有的個人,無論其目的和成功概率如何,都有某種共同的基本假設。所有的參與者都必須相信其所參與的博弈,相信其進行的斗爭所攸關的價值。[14]

布爾迪厄的描述告誡學者、分析家,包括一切利益攸關方,中國和非洲都不會出格,不會破壞加強中非合作的努力;同時,中非合作的各方所要的并不是同一個東西,在這個博弈中各方都旨在加強自身的地位,無論是國家的、地區的、大洲的還是全球的地位。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作為中非合作框架的主要參與者,非洲是由諸多不同的民族國家構成的,每個民族國家都有其特定的需求。對中非合作多樣性的觀察也指向了解各個成員國多樣的價值體系和文化的重要性,以使這種合作關系產生對所有相關各方最大的回報。

了解中非關系中各方的價值體系,有助于理解為何中國在國內和外交領域傾向于依賴政府驅動的方式行事。在中非合作實踐中,依賴政府框架行事使中國無法在非洲大陸草根民眾中接地氣。造成這種疏離的原因是,非洲各國政府的公共空間有限,在行政和治理空間之外,其公共空間通常無法體現出來。簡言之,非洲民眾習慣于在日常實踐活動中區分不同空間并對此比較挑剔。非洲人的空間大部分被認作私有的個人空間,官員和政府所能參與和影響的僅是其中的極小部分。[15] 上述觀察可能帶來以下問題:為什么中國在對非合作實踐中仍要依賴政府的框架和制度?

對于該問題不能進行簡單地回答,而是要找出深層次原因,即究竟是什么基本觀念影響了中國在中非合作中的做法。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和一種文化,是建立在家庭價值體系之上并按此進行治理的。[16] 也就是說,傳統家族結構和等級制度包括超家族關系及其義務都作為一種模式被復制到了中國現行的社會制度當中。[17] 

中國堅持家庭價值體系并高度依賴實體與觀念上的家族網絡發揮作用,以生產和分配服務于個人與廣大民眾的各種資本。此類家族網絡,在傳統的私人意義上,由學校、工作單位、商業伙伴關系和聯誼社團組成。這些結構可用來標志某個人由童年到成年的人生軌跡中,其在觀念和實踐上的不同階段和經歷。[18] 正是在這些結構中,中國的個人向社會繳納捐稅,通過嚴格遵從各種各樣的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人們在這些結構中取得信用并償還積欠。中國通過遵守“面子” [19] 觀念和強烈地依靠“關系”(維系社會網絡)[20] 來保持和諧,這一指針永遠存在,無法與中國人個人做事和感覺相分離。然而,至關重要的是,不同價值體系的不同實踐不應成為中非合作采取合理化做法、開展雙向公共外交和軟實力建設的障礙。

“走出去”政策在非洲的有力之手

2000年提出“走出去”政策以來,中國努力建設其所認知的軟實力,并試圖開展公共外交。建立孔子學院代表了中國開展軟實力建設和公共外交的嘗試。[21] 孔子學院對中國和非洲的好處是,在西方對世界的分類定義之外介紹了中國文化。在某種程度上,孔子學院還以孔子課堂作為孵化器輻射到高等教育機構的周邊地帶。

此外,孔子學院在高等教育機構的選點和孵化可以這樣來看待,即中國試圖迅速在非洲大陸建設制度化的記憶,與老牌的英國文化教育協會、法國文化協會、歌德學院等競爭。[22] 然而,孔子學院內缺乏批判研究,可能招致對其的批評,認為其只提供了關于中國的一種內向的、局限的和選擇性的看法。[23] 該機構旨在建設軟實力和公共外交的內視傾向可能會把影響非洲發展的各種問題擋在門外。這也會妨礙從孔子學院所展現的中國文化中汲取重要教益。

在此后開展公共外交的嘗試中,中國掌握了筆者稱之為“連線游戲”的藝術。中國在財力及其他方面全力以赴,組織非洲政要、官員、學者和記者對華進行短期考察訪問,考察中國的治理體系,對中國科技、扶貧和環保的最新發展進行思考。對華短期考察訪問成功地講述了中國過去的歷史和當前的現狀,包括其在國際體系中地位的上升。短期考察訪問似乎有助于理解非洲人以對中國進步的崇仰之情看待中國的方式。然而,雖然這些人文交流本身并沒有什么錯誤,但由于一成不變的單向公共外交傾向只重視精英,從而可能造成不利影響。為促進公共外交發展和提高中非合作水平,有必要在草根層面建立非洲人關于中國故事的敘事。

非洲的中國好故事在哪里?

破解中非合作框架下各方探索開展軟實力和公共外交所遇到的僵局,其方法也許就是以下提出的“兩步走計劃”。“兩步走”的每一步都為非洲人講述“中國成功故事”提供了空間,它也可讀作“非洲的中國好故事”。這項事業肯定會弱化無處不在的中國自己講述中國好故事的傾向,這種傾向主導了中非合作框架的全部領域。一個“非洲的中國好故事”和一個“中國的非洲好故事”可在語言的哲理概念中找到依據,即如果對當地的個人不合適或在其看來不能加強自主,那么所說的話無論動機多好,聽起來也是刺耳的。[24] 今天通過精英政治在非洲大陸上散布“美好中國”故事的方式,有使普通非洲草根民眾聽起來刺耳的風險。中國故事需要與非洲當地的習慣、傳統和文化相一致,需要用非洲當地民眾聽得懂和喜聞樂見的方式和說法來表達。簡言之,為了使中國故事在非洲實現其所企盼的軟實力并成為持久的公共外交工具,它需要通過與當地“保持一致的行動”來表述。[25]

第一步:使孔子學院和曼德拉學院形成合力

按照《南非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510年合作戰略規劃(20152024年)》,其關于南中兩國在藝術和文化領域的合作協議如下:“為拓寬和加強兩國間關系,雙方將鼓勵文化藝術和傳統文化領域的合作并交流知識、經驗與成果,鼓勵研究彼此的語言、文學、文化和傳統。” [26] “在本協議實施過程中,相關文化組織和機構可以建立和保持相互關系并按照其處置權自行達成協議,只要符合各自國內法。” [27]

《南非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510年合作戰略規劃(20152024)》的以上規定明確了需要建立南中兩國互惠交往的工具。然而,只有中國在非洲的存在,也只有中國能夠符合以上文件所包含的內容。孔子學院和中國文化中心是代表中國知識資源基地在南非存在的實體。這種趨勢似乎在整個非洲大陸重復發生。南非或非洲知識資源基地缺乏在中國的存在,在不久的將來依然是爭執的焦點,并因此可能妨礙中非合作框架下的良好關系。

針對上述缺陷的“第一步解決方案”也許就是在中國建立若干曼德拉學院。首先,這些學院將對孔子學院在非洲的存在體現互惠精神和象征性姿態。選擇使用“曼德拉學院”這一名稱來自考察建立雙向的中非軟實力和公共外交平臺可能性有關研究報告所提建議。[28] 其次,“曼德拉學院”可作為非洲知識基地的所在,超越高等教育的局限,作為多用途的“非洲之窗”和在華的非洲文化資源中心。

第二步:將高等教育和官方主辦與自發產生的大眾文化平臺相結合

無論何時中國成為話題,價值體系、習慣和文化所存在的顯著差異都是突出的主題。[29] 這種差異最細微的莫過于中國人和非洲人生產和消費大眾文化產品的習俗。在中國,歷史上高等教育機構曾在生產和消費大眾文化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30] 因此,大多數中國大眾文化帶有最高形式的官方印章,代表著特定的敘事印記,通常要么與一個歷史節點直接有關,要么和一個社會運動直接有關。在中國,先鋒派或次文化種類極少發生,其存在空間與受眾都非常有限。這一傾向可能來自于經典文化種類的漫長歷史,這些種類經受了時間的檢驗,如京劇和代表著中國各民族各式各樣的歌劇傳統。

在非洲,大眾文化在高等教育和官方層面的空間有限,因此把非洲大眾文化硬塞到政府或社會運動特定的敘事中并與之相一致是相當困難的。大多數大眾文化,無論是音樂、舞蹈、電影還是美術,來自私人空間,并且得到私人企業的贊助。因此,非洲大陸上的大眾文化發展成了生機勃勃的自發產生的娛樂產業。這一產業在非洲大陸以及非洲大陸之外,開發出了諸如藝術節之類的多種生產和出口空間。[31]

考慮到非洲人和中國人在大眾文化生產和消費方面的差異,筆者建議充分利用中非各方在各地的現有平臺,即利用非洲自發產生的產業和中國高等教育和官方贊助的平臺。例如,可以邀請中國藝術家參加非洲現有的各式各樣的大眾藝術節平臺,無論是音樂、舞蹈還是電影,包括美術展覽。同樣,也可以邀請非洲藝術家在中國現有的大眾文化平臺上演出。至于使中國和非洲不同藝術加以匹配的工作,則應交給中國和非洲的大眾文化鑒賞家去做。

“兩步走計劃”對未來中非合作的好處

“兩步走計劃”的第一步提議以“曼德拉學院”的形式在中國建立非洲知識資源基地,這樣既可以傳播非洲歷史和文化,還可為非洲在華的一些大學畢業生提供實習和就業的空間。筆者稱這些在華的非洲大學畢業生為“中非關系的孤兒”。“中非關系的孤兒”一詞出自這樣一種觀察,即大多數非洲在華大學畢業生無論在中國市場還是在非洲市場都缺乏吸引力。出于各種原因,在非洲日益增長的中國企業并不傾向使用中國大學的非洲畢業生。一個重要原因是,在非洲的中國企業需要了解所在國起支配作用的制度,這些制度大多數來自西方。這種情況導致中國大學的非洲畢業生最后到廣州和義烏等商業城市落腳,向其本國商人推銷商品,很少使用其在華學到的技能。為中國大學的非洲畢業生提供就業機會,可能是快速實現“非洲的中國成功故事”的一種方式,而“非洲的中國成功故事”至今尚未在中非合作中發生。這一故事將成為軟實力和公共外交長效和真實工具的代表。

“兩步走計劃”的第二步利用非洲和中國在各自當地現有的大眾文化平臺,將解決中國在非洲青年中默默無聞和缺乏存在感的問題。這一做法在實現隱約出現的“非洲青年紅利” [32] 過程中將具有重要意義。15年以后,非洲將擁有世界上最年輕的人口,因此中國迫切需要樹立友善的形象以在非洲大陸確立長久的吸引力。如果不能在“兩步走計劃”中的第二步采取行動,不僅軟實力和公共外交實踐在中非合作的有關地方將前景黯淡,整個中非關系都將前景黯淡。為了使中非合作在贏得上述“非洲青年紅利”的競賽中取勝,講好“非洲的中國成功故事”非常必要。

 

本文認為,如果只將關注重點放在貿易、工業化和人力資源開發上,所有這一切構成的硬實力將削弱為提高中非合作持續發展能力而建立可行的和可持續的軟實力和公共外交的可能性。在中非合作中,孔子學院作為一種軟實力和公共外交平臺,還遠遠不夠。中國文化是中國在中非合作的實踐中依賴政府框架做法的深層原因。

依靠南中兩國現有的協議,本文建議實行“兩步走計劃”,其目標是在中非合作中建設軟實力和公共外交。“第一步”的目標是在中國建立若干“曼德拉學院”,作為在非洲的孔子學院的對應物。“曼德拉學院”意在成為非洲歷史、文化和現代生活方式的知識基地。“第二步”提議促進中非之間的大眾文化交流。中國應在其國內已有的大眾文化消費平臺中為非洲娛樂產業提供空間。同樣,非洲大眾文化鑒賞家也應邀請中國藝術家在非洲舉辦各式各樣的藝術節演出。簡言之,各方應在中非合作各自方面現有的框架和空間中尋求促進和消費對方大眾文化的手段。

總之,實行“軟實力和公共外交兩步走計劃”將不僅有助于改善中國在非洲的形象,而且還將有助于為未來的中非合作提供保證。


責任編輯:張  凱

 

——————————

[1] Cull, Nicholas. 'Public Diplomacy' Before Gullion: The Evolution of a Phras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Centre of Public Diplomacy. Apr 18, 2006.

[2]  Nye, Joseph.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 Public Affairs. 2004.

[3] Wen,  Su and Chen Silun. 20015. The Chinese Dream to be shared with the world. Foreign Language Press.

[4]  Armitage, Richard and Nye, Joseph. CSI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 A smarter, more secure Ame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media/csis/pubs/071106_csissmartpowerreport.pdf, Accessed on October 15, 2017.

[5]  TEMBE, Paul. 'Re-evaluation of Maoist Discourse - The Trajectory of the Laosanpian.'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13.

[6]   ibid.

[7]  Bourdieu, P. trans.by Richard Nic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8] Mine, Yoichi, Stewart, France et al. Eds.   Preventing Violent Conflict in Africa: Inequalities, Perceptions and Institutions. Palmgrave Macmillan.2013.

[9]  Udogu, Ike.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in the Creation of a Union of African States in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0.

[10]   Vukovich, Daniel. China and Orientalism: Wester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P.R.C. Routledge. 2012.

[11]  O'Brian, Liam, "With those views, you should work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allenging Western Knowledge Production on China-Africa Relations". AFRICAN EAST-ASIAN AFFAIRS THE CHINA MONITOR. Issue 4-December, 2016.

[12]  TEMBE, Paul. 'Post FOCAC VI - 'Synergy or Anergy in the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AISA-HSRC Press. (in press). 2017. 

[13]  Metz, Thadeuz.  "Values in China as Compared to Africa" in The Rise and Decline and Rise of China: Searching  for an Organising Philosophy In Search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ivilization. Africa Press. South Africa. 2015.

[14]  Bourdieu. P. and Thompson, B.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e que parler veut dire.English].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15]  Falola, Toyin and Sanchez, Danielle. African Culture and Global Politics: Language, Philosophies, and Expressive Culture in Africa and the Diaspora. Routledge. 2014.

[16]  Webb & Danaher, Giskin & Walsh, p, 1. Giskin, H. and Walsh, B.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famil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17]  Chou, R. Filial Piety by Contract? The emergence, Implementation,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Family Support Agreement in China. The Gerontologist. Vol. 0, No. 0, 1-14. August 9, 2010.

[18]  Baker, Hugh. 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 Macmillan: London.1979.

[19]  Yutang, Lin .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Hardcover).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1935). pp. 199200. See also: Carr, Michael. "Chinese "Face" in Japanese and English (Part 1)", The Review of Liberal Arts (1992).84:39-77. Carr, Michael."Chinese "Face" in Japanese and English (Part 2)", The Review of Liberal Arts (1993).85:69-101. Snow, E. 1941. Scorched Earth, Gollancz, London.

Smith, H. (1894).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leming H. Revell. Lam Wai-ling. The Concern of a Nations Face: Evidence in the Chinese Press Coverage of Sport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ume 33,1993. ISSN 1991 7295.  Tembe, P. Re-evaluating Political Performatives of the PRC: Maoist Discourse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he Laosanpia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July 2013. cf.Lansberg et al. 2009. Tradition & Adaptation in Chinese Family Enterprise. HSBC.

[20] Scott C. Hammond & Lowell M. Glenn. The ancient practice of Chinese social networking: Guanxi and social network theory E:CO Special Double Issue Vol. 6 Nos. 1-2 2004 pp. 24-31

[21]  Paradise, James.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y: The R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Bolstering Beijing's Soft Power.' Asian Survey. Vol. 49, No. 4, Jul. - Aug., 2009. pp. 647-669.  https://wenku.baidu.com/view/3b7190f79e31433239689307.html, October 15, 2017.

[22] Ngamsang, Sirirat  and Walsh. John. 'Confucius Institutes as Instruments of Soft Power: Comparison with International Rivals.'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Research Vol. 4, No. 10, pp. 302-310, Oct 2013 (ISSN 2221-2590). October 13, 2017. file:///C:/Users/Lenovo/Downloads/135-1-135-1-10-20160308.pdf

[23]  Lahtinen, Anja. China's Soft Power: Challenges of Confucianism and Confucius Institut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 Volume 14, 2015 - Issue 2.  http://dx.doi.org/10.1080/15339114.2015.1059055, October 6, 2017. Lahtinen, Anja. China's Soft Power: Challenges of Confucianism and Confucius Institut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 Volume 14, 2015 - Issue 2. http://dx.doi.org/10.1080/15339114.2015.1059055, October 6, 2017. 

[24]  Butler, Judith. 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1997).

[25]   TEMBE, Paul. 2013. "Re-evaluation of Maoist Discourse - The Trajectory of the Laosanpian."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6]   Department of Arts and Culture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greement 2001 2004/2008 -2015. The MoU-Agreement states the following:

Desirous to consolidate and strengthen the friendly ties and reciproc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ir peoples.

Conscious of the desirability of promoting to the greatest possible extent the mutual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ir respective cultures and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their historical and a way of life, by means of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27]   ibid.

[28]  Bodomo, Adams. 'Africa-China Relations: Symmetry, Soft Power and South Africa'. China Review Vol. 9, No. 2, Special Issue: Religious Studies in China , Fall 2009, pp. 169-178.

[29]  Zhao,  Dunhua. 'A defense of universalism: With a critique of particularism in Chinese culture.' Philos. China (2009) 4: 116. https://doi.org/10.1007/s11466-009-0007-4, October 6, 2017.

[30]  Wang, Jing. 2005.  Locating China: Space, Place, and Popular Culture. Routledge.

[31]  Matshego, Lebogang. ' Top 10 Music Festivals in Africa.' LIFESTYLE, Music. https://www.africa.com/top-10-music-festivals-in-africa/ (Accessed on October 13, 2017 ).https://www.womex.com/virtual/africa_festival/event/24_africa_festival,https://www.joyofjazz.co.za/,http://www.theafricancourier.de/culture/top-african-festivals-in-germany-2017/

[32]  Africa Renewal Online. 'Youth dividend or ticking time bomb?' http://www.un.org/africarenewal/magazine/special-edition-youth-2017/youth-dividend-or-ticking-time-bomb, October 11, 217.

Oyoo, Sungu. Africas youth dividend a promise deferred?' Africans Rising: For Justice, Peace & Dignity,1 April 2017. http://www.africans-rising.org/www/2017/04/01/soy2/, October 8, 2017.Williams, Stephen. Africas youth The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nd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New African, March 2012.  https://www.afdb.org/fileadmin/uploads/afdb/Documents/Generic-Documents/AFDB%20youth%20doc.pdf, October 8, 2017.

特別關注 More

讀者服務

010-83908407(編輯部)
010-83908400(總編室)
010-83908408(發行部)

在線投稿

在線訂閱

481走势图500期 广东福彩36选7开奖走势2元网 秒速时时的技巧 安徽快3冷热号 七星彩66期要开什么码 打麻将的技巧口诀 排列五容易出的号码 幸运28彩票app下载 江西时时定位胆稳赚 3双双字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