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十一选五500期走势|宁夏十一选五走势图表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主管

微信公眾號

專家論壇

和平治理是軍事戰略的新發展

時間:2018-01-10 作者:林 東


     東/文

DOI: 10.19422/j.cnki.ddsj.2017.12.010

 

和平與發展的歷史潮流創生了相互依存的經濟聯系,全球化浪潮更史無前例地把各國經濟和社會卷入全球性分工體系,造就各國利益突破各自國界而共生共存的嶄新歷史現象。與此同時,恐怖主義、病毒、網絡病毒、環境破壞、次生災難也在全球化浪潮中形成危害世界的公共安全威脅,并快速上升到不亞于戰爭破壞的危險程度,且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推動各國在公共安全領域的相互依賴,從而賦予各國軍事戰略以嶄新的歷史使命和作用空間:一國的安全已經不能獨善其身,而與地區和全球安全捆綁在一起;軍事力量只有投身于地區和全球的和平治理,才能在保障世界和平與地區安全中維護本國利益,從而贏得國家持久發展的戰略機遇。

 

在剛果(金)基伍湖畔布卡武市,第21批中國駐剛果(金)維和部隊已經抵達任務區數月。作為傳統,每一批來到布卡武的中國維和部隊都會對這里的SOS兒童村進行慰問并提供援助。圖為2017年11月20日中國維和部隊探訪SOS兒童村。

開啟和平治理的戰略語境:把戰略視野從戰爭決勝轉到有效管理和平變遷上來,

跟上全球化步伐重塑軍事戰略

每到時代交替之際,軍事戰略就面臨重塑之機。既是危機,也是機遇;不變不行,變入誤區也不行。唯有國家總體戰略的轉變與時代轉型的潮流高度一致,而軍事戰略的轉變與國家總體戰略的轉變高度一致,即兩個戰略上的高度一致才能最有力地保障國家安全。而這一變化總是從戰略語境的變革開始,并且不排除顛覆式的探索。

一、軍事戰略需適應國家利益形態的轉變,搶占全球治理的制高點

軍事戰略以捍衛國家利益為直接目標,并跟隨國家利益形態的變化而適應性轉變。當下國家利益形態正發生史無前例的大變革,展現出新時代的國家安全圖景,孕育維護國家安全的新平臺。具體地講,全球化時代之前的國家利益總體處于相對封閉的國家發展系統之下,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及強權政治的軍事戰略,都曾以侵略擴張、掠奪資源和建立殖民地及霸權體系,通過吞噬弱小國家來擴大自己的利益邊界;而防御性國家的軍事戰略則以國土防御來維護利益,維護國界以內的系統安全。但全球化推動國家利益走出國門,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產生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這是國家利益形態的歷史性轉變,從而改變軍事戰略的傳統邏輯。事實上,新世紀以來全球治理運動已經在國家間展開,并借助聯合國和地區性組織如火如荼地競爭,凸顯出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的軍事高平臺的作用。對中國而言,隨著加速融入世界體系,封閉的國家發展系統走向開放的發展體系,相應地要求軍事戰略走出封閉的國土防御視野。平臺決定高度,軍事戰略站在越高的平臺上施展,就能越好地保障國家安全。迄今為止的軍事戰略主要是立足于雙邊關系的平臺,最多是軍事聯盟,屬于實力對抗型的初級平臺。對此,理解十九大關于新時代軍事戰略創新的真諦,就在于搶奪全球化治理的戰略高地,爭取維護國家安全的平臺優勢。

二、全面開發軍事戰略的和平治理功能,彌補防御之漏

全球化是把雙刃劍。在全球化生產和流通打破國家間疆界,推動各國利益進入開放體系的同時,也把流動性、傳播性的公害放出了“魔瓶”,從而引發和演變成暴力的形式及內容。無論是新型威脅還是傳統戰爭威脅,都在以全方位滲透、侵襲、混合、交織的方式,衍生擴張成多元化的威脅,對國家和國際安全同時產生破壞,不僅比傳統正規戰爭更頻繁,而且后果堪比戰爭破壞。顯然,以往那種以作戰行動為主導的戰爭戰略已經不足以完成維護國家安全的使命,無論是進攻性還是防御性,都不足以完全適應國際沖突轉型變軌的客觀實際。進一步說,僅靠戰爭戰略理論越來越解決不好、也解決不了和平發展面臨的新形態矛盾、新形態威脅,從而不可避免地轉向在全球治理的高平臺上尋找解決之道,最終落實到開發國防和軍隊清理威脅源頭、塑造和平環境、改善和平質量等各種治理功能上來。

三、戰爭與治理歷來是和平變遷的兩種方式,維護國家綜合安全更需要突出和平治理

放眼戰爭與和平的全局,戰略研究最基本的邏輯起點應是和平變遷。一般說來,戰略研究起于當前的和平,終于目標的和平,其宗旨是實現一種和平狀態向另一種和平狀態的變遷。戰爭是和平狀態變遷的高暴力途徑,治理是和平變遷的低暴力、非暴力途徑。在戰爭與革命為主題的時代,和平被看作是戰爭的間歇期,由此而產生的軍事戰略無不以戰爭為中心,以進攻與防御這一對抗性矛盾為基礎來構建,以致今天各國軍事戰略都以此衣缽傳承。然而全球化時代暴力形式的多元化和暴力涌現的網絡化,改變軍事戰爭的單一暴力結構,使得國家安全從單一的政治—軍事安全轉向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多元安全的綜合體,從安全威脅的木桶效應和連鎖效應出發,國家安全危機隱患存在于各個領域,哪一個領域的安全失控都會導致國家失敗。由此,國家綜合安全為和平治理打開了獨特而寬廣的科學研究領域,要求軍隊建立科學統一的跨界安全治理,重在防止出現安全領域短板及其產生的安全危機連鎖反應。

站在“邁向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更高的層面上,把戰爭看作是和平的斷裂帶,軍事戰略需要轉向通過消弭戰端避免戰爭來實現更持久的和平上來,其落腳點主要就在于實行和平治理。因而需要重新審視戰略,深入研究新時代歷史條件下軍事戰略的政治性質、戰略定位、使命任務和行動指南等一系列基礎理論問題。歸根到底,需要把戰略研究的起點放到和平治理上來,開啟戰略新語境。

 

有重點地開拓和平治理的實踐空間:把推動全球化從經濟層面擴展到公共安全領域,塑造“一帶一路”安全環境

隨著“一帶一路”揚帆起航,“軍事力量走出去”怎么走,怎么維護地區性與全球性公共安全,如何備受世界人民和各國政府的歡迎,正在成為推進和平發展的重大課題。這正是和平治理戰略創新的落腳點。

一、把和平治理聚焦于公共安全,促進地區和全球共同利益增長,夯實維護世界和平的基礎

全球化條件下,國家利益分為共同利益和排他性利益兩個部分。對以領土主權為主的排他性利益的維護具有對抗性質,而跨界貿易和社會交往等共同利益的維護則是非對抗的,而且是合作性的。當排他性利益占據主導地位時,軍事戰略的對抗性突出;而當共同利益增長時,軍事戰略就需要提高包容性與合作性。實踐表明,共同利益的增長不僅取決于經濟與社會交往的增長,還在于能否獲得公共安全的保障。所謂公共安全,就是恐怖主義、疫情、氣候災害、網絡攻擊等公共威脅,跨越國界擴大到地區性、全球性威脅,沖擊多國安全。而今公共威脅已經成為與戰爭并列的全球公害,其開放性、傳播性、聯動性和非軍事性使傳統的那種限于國土范圍內的軍事防御陷入無效境地,境內受害而禍源在境外成為公共安全威脅的新形態,從而提出了軍隊及其他武裝力量需要在國土之外維護地區性、全球性公共安全的新使命。維護公共安全彰顯提升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的雙重性,是軍事戰略的新內涵。

二、著眼“一帶一路”營造并維護地區和全球持久公共安全的現實需求,打開和平治理的實踐空間

“一帶一路”是全球化浪潮的新航標,是中國和平崛起的里程碑。然而,歷史上的陸地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最終衰落了,教訓深刻,今天如何不重蹈覆轍,需要在起步階段就運籌帷幄。首先應認識到,“一帶一路”不僅是經濟利益共同體,而且是安全上的“命運共同體”。歷史上“海陸絲綢之路”都是因戰亂、動亂而中斷,實際就是公共安全失敗,公共威脅泛濫成戰爭而阻斷交通線。今天“一帶一路”貫通亞歐非的基建工程面臨安全風險,洲際鐵路的開通可能會引來恐怖主義、病毒等傳播性威脅的施害者,同時霸權國家還會以反恐為名軍事干預“一帶一路”交通線和開發區,以及制造“顏色革命”,這些安全問題的顯現,無疑已為開展“一帶一路”公共安全治理打開了實踐空間。

三、發揮和平治理為“軍事力量走出去”提供的政策合法性,積極促成輸出和平與輸出戰爭的均勢,達成地區和全球穩定

長期以來,一方面,奉行進攻戰略的國家輸出戰爭行為導致地區性和全球性動蕩;而另一方面,奉行防御戰略的國家在營造周邊和地區安全環境上存在軍事行動能否輸出的政策性困擾,以致長期爭論“不在外駐一兵一卒”原則,而對周邊戰亂顯得束手無策。實際上,正如以往戰爭是暴力輸出一樣,和平治理需要和平的“軍事輸出”或以軍隊為骨干的“安全輸出”。首先,和平治理具有輸出的合法性。和平治理輸出和平是擴大和平、增進安全的合法手段。進入新世紀以來,相互依存的國際關系更加緊密,共同應對公共安全威脅的理念被廣泛接受。聯合國鼓勵會員國參與全球治理,越來越多的國家突破“非敵即友”的二元框架,在公共安全上開展超越主權的合作。隨著“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工程的啟動,中外軍隊可以依托聯合國全球治理框架和上合組織、中國—東盟自貿區合作機制、亞丁灣護航機制,有戰略導向地加大海上聯合救援、聯合反恐行動、國際維和與人道主義援助行動的力度,這將有助于營造地區和全球和平,抵消戰爭輸出的破壞性。和平治理輸出安全以營造地區和全球和平,從理論上解決了防御性國家出兵境外的政策難題。

 

量身打造和平治理軍事路線:為“和平崛起”開辟“非零和”政治的繼續,

引領大國博弈新時代

戰爭與和平治理都是政治的繼續。戰爭以戰為手段實現政治目的,和平治理則以治為手段實現政治目的。和平治理通過安全合作產生共贏效果,為軍力增長打開了建設性與包容性的新空間,打破軍力增長的零和關系,成為軍事戰略進步的時代性標志,是21世紀解決“修昔底德陷阱”之大國對決的根本出路。

一、把傳統安全納入發展安全新框架,開啟非零和博弈的軍事路線

和平治理學說認為:和平是全球化發展的前提,以往那種基于生存安全和打贏戰爭而建立的軍事學說,已經難以滿足和平與發展的安全需求,必須創立用于預防和消除各種形式的暴力、破壞、沖突,保障和推進國家及國際安全的新學說。區別于戰爭戰略是“零和對抗”的政治繼續,和平治理戰略則是“非零和”的政治繼續。兩者最大的區別在于,戰爭是顛覆和平而達成政治目的,治理則是不顛覆和平來達成政治目的。和平治理跳出以戰爭為中心的軍事戰略框架,開辟一國立足于和平環境從容解決內外矛盾,參與國際競爭的政治—軍事博弈新模式。一是解決發展中出現的新型威脅,二是在發展中解決傳統領土主權爭端和國家統一問題。無論是處理傳統領土主權爭端、海洋權益爭端,還是處理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問題等新興威脅,都不主張直接運用戰爭方式來解決,不圖一時痛快而長期療傷不止。因此,和平治理力爭在發展安全框架下處理矛盾和沖突,強調在軍事沖突中建立優勢,為政治解決留有余地,而不單純追求絕對的軍事勝利,盡可能不從肉體上消滅敵人。

二、把軍事戰略重心前移到塑造和平上來,放手武裝力量的建設性運用

和平治理主張以積極的和平塑造使國家遠離沖突和動亂。從冷戰結束以來的非戰爭行動實踐中可以看出,武裝力量尤其是軍隊執行建設性任務越多,國家的影響力越大,安全環境越好。事實證明,從和平陷入戰爭總是經過和平環境不斷惡化的過程,軍隊的建設性運用能不斷擴大和平環境,縮小混亂環境,從而使國家與戰爭狀態距離越遠。事實還表明,軍隊在和平中表現越勇敢越有力,就越能消除潛在敵人挑起戰爭的野心。消除敵意是武裝力量建設性運用的最高境界,這往往靠武裝力量擔當和平使命來達成。其次,防微杜漸,治理威脅的滲透和擴散,保持穩定,從而消除戰爭爆發的土壤。全球化時代的社會民主化,使得現代戰爭不再是領導階層隨意決定,而是經歷戰爭動因發酵的一個過程,而且往往是在不穩定的國家發生。以公共安全為例,埃及動亂看似是一個微粒級的突發事件,在發生后,快速、大面積傳播,一兩天就導致政府垮臺。實際則是埃及社會矛盾得不到治理,長期發酵最終惡化的結果。為此,和平治理主張武裝力量協同執法力量實行長期持續的安全治理,來降低沖突,而不是臨時抱佛腳,最終大打出手。

三、與積極防御相結合,以低強度軍事沖突為杠桿,軟化潛在對手的戰爭意志

和平治理與戰爭方式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都要解除國家安全威脅,就像給國家治病,戰爭方式發現病灶,抓住腫瘤進行外科手術,動作快但難康復;和平治理抓住病根用中醫之道辨證施治,力求腫瘤在肌體自我康復中逐漸消失。和平治理大局下處理武裝對抗問題,重在制止武力沖突升級而有限使用武力。在處理國內武裝沖突和國家間沖突中,根據挪威著名學者約翰·加爾通提出的矛盾、沖突意愿、沖突行為組成的沖突三角形,以現實存在與否兩種取值提出八種沖突與和平狀態。當三者都是現存狀態時才為絕對的戰爭,三者都不是現存狀態則是絕對的和平,而介于其中的狀態,則為隱形的沖突和儀式性沖突,關鍵因素在于雙方的沖突意愿。由此,和平治理走的是打消對手沖突意愿的軍事路線,注重運用信息和環境因素,強調信息和心理引導轉變對手的對抗意志和沖突企圖。對此,和平治理下的武裝斗爭也不能放棄積極防御,而要立足于積極防御,開展目標有限、可控性強、行動空間和殺傷力更受制約的低級別作戰行動和強制性執法行動,來達成戰略威懾的效用。21世紀治理與防御共同構成新型軍事戰略,治理的比重呈現躍升趨勢。從21世紀的政治—軍事博弈特點出發,治理更主動,更積極,因而更需前置。

和平治理是與戰爭理論同樣重要的顯學,贏得和平需要我們開天辟地為之構建一個新的軍事科學體系。戰爭早熟于和平,戰爭學說及其衍生的戰略戰術層出不窮,相比之下,和平治理還是一門未大面積開墾的尚不系統的新學說。實際上,準備戰爭和實行和平治理是和平時期維護國家安全的兩個方面,也是相互聯系相互補充的兩種理論。戰爭理論是以消滅敵人為目的,以準備戰爭和打贏戰爭為基本點,具有完整的戰略戰術科學體系。和平治理理論則是以促進國家與國際安全為目標,以治理暴力和化解沖突為基本點,同樣需要具有和平治理戰略、和平治理行動的科學體系。古往今來,國家在和平中失敗的案例不勝枚舉,因而,結合國家安全與發展的現狀,針對威脅與斗爭規律,確立和平治理的理論已經十分必要。

(作者系國防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魏銀萍)

 

 

 

特別關注 More

讀者服務

010-83908407(編輯部)
010-83908400(總編室)
010-83908408(發行部)

在線投稿

在線訂閱

抢庄牌九游戏 贵州快三开奖走势图表 怎样看股票涨跌 时时彩后一稳赚技巧 极速快乐十分app 陪着你就不能赚钱 篮球比赛直播 国际aa动漫店 韩国开心农场安卓版 举办游戏比赚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