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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世界

構建中非利益共同體理念與方式

時間:2018-01-10 作者:徐晏卓


徐晏卓/文

DOI: 10.19422/j.cnki.ddsj.2017.11.010

 

由北汽津巴布韋有限公司組裝的首輛汽車于2017年3月27日成功下線,北汽津巴布韋有限公司由北京汽車集團有限公司與兩家津巴布韋汽車廠商合資而成。根據合作協議,該公司將為當地創造約5000個就業崗位,并在2017年生產1000輛汽車,為津帶來約130萬美元稅收。圖為3月27日,在位于津巴布韋首都哈拉雷的北汽津巴布韋有限公司組裝車間,首輛新車正式下線。

中非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2013 年3 月習近平主席在南非德班同非洲國家領導人就中非關系交換意見時首次提出的。2015 年11 月習近平主席在北京同利比里亞總統會談時將中非關系從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進一步延伸至合作共贏的利益共同體”。這一措辭的轉變反映了中國對自身身份定位的再思考以及中非關系的進一步調整。

首先,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是對中國與非洲國家過去的總結,而合作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則是對中國與非洲國家現狀的描述和未來的展望。前者主要強調雙方對各自不幸歷史遭遇的同情和理解,以及中國與非洲國家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共同進退的立場。這一表述將非洲國家命運與中國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一方面,盡管長期以來非洲被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不同程度地邊緣化,但中國將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視與非洲國家的友好關系。另一方面,與非洲命運相連,也間接表明中國將自身歸于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定位。后者利益共同體”則是隨著各自沿不同發展道路摸索數十年后,取得不同程度進展的情況下,中非繼續互利互助的合作模式和趨勢。合作共贏”意味著中國認為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關系是平等互利,而不是援助國與受援國之間的單向的輸出模式。這也是不同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關系之處。第二,把共同體”看作一個不斷調整、發展和變遷的趨勢,即共同體的發展方向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根據雙方的關系、合作形式和方式、雙方往來的最終目標不斷演進的。第三,這一轉變反映了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經濟的迅猛發展,而非洲國家并未順利實現經濟騰飛的現實狀況,也間接表明了中國與非洲國家之間存在的綜合國力差異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發展速度的不同。

拉丁美洲學者卡多索(Cardoso)提出的依附理論(DependencyTheory)常常被引用來解釋后殖民時代非洲國家的對外關系,不僅是非洲國家與經合組織成員國之間的關系,還包括非洲國家與西方主導的IMF、世行等國際機構之間的關系。以此強調非洲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處于邊緣位置的情況和當前不公平貿易規則中的劣勢地位。而隨著中國等其他新興經濟體與非洲國家往來的增加,中心國家與邊陲國家的劃分難以繼續解釋非洲國家的對外關系。不僅以中非關系為代表的南南國家之間關系無法用依附理論來解釋,而且隨著中國對非洲國家提供大量的資金、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支持,非洲與其前宗主國的依附關系也在發生變化。如何界定當前非洲對外關系,缺乏相應的國際關系理論和共識。合作共贏利益共同體”為解讀新時期非洲國家對外關系提供了不同于傳統南北視角的新思路和未來構建不同發展水平國家之間關系的新路徑。

衡量是否具備構建利益共同體”的條件是雙方能否實現合作共贏,一方贏而另一方輸顯然不可能形成利益共同體”。利益共同體的基礎是雙贏,一方獲利的同時另一方也獲利。當然,不同的合作案例,不同的條件權衡,很難衡量雙贏”是否意味著雙方獲利一樣多。一方獲利較多,而一方獲利較少;某一個合作項目中一方獲利大,一方獲利小;或者一方獲得了易于量化的經濟利益,而另一方獲得了難以量化的政治利益等情況下,如果雙方仍然有合作的意愿,則獲利多少并不妨礙雙方構建利益共同體”。本文基于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約瑟夫·奈對相互依附理論的分類,從根源、收益、相對成本和對稱性四個方面入手,解釋合作共贏利益共同體”與相互依附理論的異同,以及中國與非洲國家具備構建合作共贏利益共同體”條件的基礎和原因。

 

中非構建合作共贏利益共同體”的根源

從根源上說,中非構建合作共贏利益共同體”既有現實國家利益的考量,也有歷史往來過程中產生的相互認同和認可。一般研究普遍認為中非交往大約有2500多年的歷史,從歷史源頭,中國最早接觸非洲大陸便與西方國家對非洲的動機、理念和政策截然不同。新中國成立以來,中非在捍衛主權和發展問題上擁有共同的歷史使命和目標。中非雙方從根源上對對方的信任感和認同感有相當的歷史基礎。現今,根據非洲風向標(Afro barometer)在20142015年間,針對36個非洲國家展開的最新數據調查顯示,63%的非洲人民認為中國對自己的國家有積極正面的影響和作用,中國在全球非洲國家對他國好感度排名中位列第二。此外,在非洲五大區域中,三個區域(北非、南部非洲和中非)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對其本國來說最具有吸引力。從現實利益上來看,對于非洲國家來說,中國不僅僅是為其提供了一個西方之外的另外選擇, 更重要的是雙方對于構建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合作共贏共同體”有各自內在的利益驅動。

首先,承認和肯定各自國家利益的往來方式使得中國在非洲的政策更多是出于經濟外交的目的和方式,對非洲國家,中國不附加政治條件,這為雙方實現真正的平等和互利打下了政策基礎。其次,與中國的經濟聯系為非洲國家帶來了切實的經濟效益。據統計,非洲基礎設施開支需求為每年930億美元,年資金缺口310億美元。2000年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提出后,傳統捐助國(donor)對非援助重點逐漸由基礎產業轉向社會事業。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官方數據,社會事業在對非洲的官方發展援助資金中所占份額從2002年的60%增至2006年的69%,而同一時期,生產制造領域和經濟基礎設施所占份額由30%降至22%。非洲每年因基礎設施薄弱而遭受的損失,幾乎相當于人均收入增長的一個百分點。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在每年非洲300多億美元的外資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中,中國提供其中的六分之一,而且中資資金多投入在交通、電力等投資大收益周期漫長的項目上。自2002年中非合作論壇機制確立以來,安哥拉、蘇丹、莫桑比克等與中國聯系緊密的非洲國家的GDP指數大幅度增長,其發展速度大大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第三,比起短時期內的經濟增長數據,更令非洲國家感興趣的是中國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保持高增長率和減貧、脫貧的經驗。

 

中非構建合作共贏利益共同體”的收益

從收益上來說,一是從中方的立場上看,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在經歷了意識形態、經濟利益為導向的雙邊往來模式后,中國對非新的外交使命著眼于提升軟實力和發展經濟關系兩個方面。前者是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在非洲發揮的影響力;而后者則力圖形塑與非洲國家互利共贏的經濟關系。這兩方面的外交需求決定了中國與非洲國家的往來模式將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傳統上,進一步通過無條件援助項目、技術、文化交流等方式提升中國在非洲國家中的大國影響和形象,并挖掘貿易的互補性和潛力以增加非洲國家在中非經貿往來中的獲利點。

中國與非洲國家往來過程中,并未如某些西方評論中批評的那樣,將與非洲國家往來的重點都投入在資源能源豐富的國家。相反,根據AidData的數據,中國對非洲國家的官方援助項目廣泛而均勻地分布在整個非洲大陸,特別是對一些資源稀缺,又無臨近港口的內陸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比如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和烏干達)的援助金額和數量超過了能源大國或熱點國家(如蘇丹、南非和尼日利亞)。2014年10月中國為非洲埃博拉疫區提供了新一輪總價值2億元人民幣的緊急人道主義援助。這不僅是中國應對人道主義危機單次投入金額最多的一筆援助,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埃博拉病毒的重災區幾內亞、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并不是與中國經濟往來密切的非洲國家,且其礦產資源也大多由其前宗主國的公司所掌控。此外,除關系到國家核心利益的重大事件外,中國對非洲國家的援助并未有單方面形塑非洲國家的政治訴求,非洲國家可以在中、美、前宗主國或其他新興經濟體之間權衡利弊后做出相應的選擇。

二是從非洲國家的立場上來看,非洲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缺少話語權,長期處于被邊緣化的位置,而中國高規格舉辦中非合作論壇,高標準接待非洲國家領導人訪華,不僅使非洲國家在國際格局中的重要性得到空前的提升,同時也令非洲國家得到了在以往南北關系中未曾獲得的重視。此外,非洲國家的產業結構大多比較單一,某一商品價格的波動和某一主要出口國經濟環境的變化對非洲國家經濟的影響巨大,這決定了非洲國家不可能滿足于依賴單一產業或單一的雙邊關系,中國與非洲國家經貿往來的加速,為非洲在傳統發達國家和其他新興經濟體之外提供了新的選擇機會和談判籌碼。另一方面,中國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以成套項目的形式實施,有西方學者指出這種成套項目的模式可以一定程度上減少非洲的貪腐,對項目資金配置不當和后期分配不公的問題,使外資有機會被政治精英之外更多的普通民眾獲取收益。

 

中非構建合作共贏利益共同體”的相對成本

從相對成本上來說,中非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不是很大,雙方往來處于相對較為寬松的國際空間中,彼此合作的起點也并不高。在2000年后中非經貿往來受到了廣泛的國際關注,但實際上根據商務部公布的公報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對非直接投資金額為29.8億美元,僅占中國同年對外直接投資的2%。從中非合作論壇成立開始,盡管中國對非洲投資在穩步增長,但其所占份額一直保持2%左右。而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組織的數據,2015年非洲吸引外資總金額為540億美元。中國對非投資金額僅占其全球外資總額的5%左右,且中國對非投資所占份額一直徘徊在4%5%之間。因此,從實際數據來看,無論中國對于非洲還是非洲對于中國都不是起到決定性作用的貿易伙伴,雙方貿易依賴度不高。也就是說雙方的長期脆弱性較弱,合作與否都不會對彼此造成過大的影響。另外,根據商務部的統計,中國對非投資覆蓋建筑業、租賃、商業服務、采礦業、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等多個領域, 而受到外界批評較多的能源、資源類產品的進口額隨著中國經濟轉型已經大幅下降。2015年中國從非洲進口原油的金額同比下降48.5%,而基礎設施建設類則上升4.8%。即使中資企業投資非洲能源資源產業的高峰時期,由于交通運輸成本問題,在安哥拉和尼日利亞等地開采的原油不少以當時的價格直接銷往國際市場,而非運回中國本土。這樣一方面非洲銷往中國的能源產品價格得到保障,另一方面與中國在能源領域合作不會對非洲能源國家造成過大依賴。

 

中非構建合作共贏利益共同體”的對稱性

從對稱性上來說,一般認為中非之間的往來不對等,有利于中國一方。但這種因中非雙方綜合實力差別就直接推定雙方往來的不對等的結論缺乏相應依據。首先,綜合國力的懸殊并不意味著雙方往來過程中,可以迫使對方做出有損于自身利益的選擇。中非往來近30年的歷史中,中國除在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的臺灣、新疆和西藏問題外,并無為確保自身利益迫使對方做出改變的案例。其次,在中非關系中最主要的是經貿關系,而處于經貿往來第一線的往往是中資企業,無論是大型國有企業還是中小型民營企業,以企業層面面對東道國政府往往是弱勢的一方。由于某些非洲國家政治風險高,不時爆發的內亂和恐怖組織對中資企業的財產和人員安全造成威脅。但限于中國的海外安保業務仍處于起步階段,中資企業保護自身安全仍需要依靠當地的安保力量。不僅如此,非洲國家的支柱產業常因政黨輪替和利益紛爭導致一些政策朝令夕改,已經簽署的合同被更改或叫停而造成巨大的損失。約瑟夫·奈在其《理解全球沖突與合作》一書中提到,最大的國家并不一定總能在爭奪經濟相互依存的控制權的斗爭中占上風”。雙方往來的對稱性不僅取決于國家實力,更取決于一國的戰略意圖和愿意為之投入的資源。中國在非洲并沒有控制當地的戰略意圖,更未投入過多的資源試圖控制當地的政治和經濟,而是以企業作為載體主導雙方的往來,這就決定了中非之間綜合國力的不對稱并不等于政治的不對稱,更不等于經濟利益上得失的不對稱。

 

結語

基于以上四個方面,中國與非洲國家之間不同于傳統南北關系中的依附關系,亦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理論中的相互依賴關系。前者無法確保邊陲國家(非洲)保障自身的利益和實現利益最大化;而后者依賴性強的國家(非洲)選擇不合作的成本過大,依賴性弱的一方天然對依賴強的一方產生權力。在中國與非洲國家往來的過程中,雙方有足夠的空間充分權衡各自國家利益的情況下選擇合作,也有一定數量的其他機會和合作伙伴選擇不合作。鑒于各自利益和訴求,雙方選擇合作共贏的方向和目標是一致的,而合作的內容和方式則隨著各自的發展和需求而變遷。基于自身的利益一些非洲國家選擇與中國加強合作(比如: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而另外一些非洲國家則選擇篩選合作項目和合作方(比如:坦桑尼亞);一些非洲國家改變了與中國合作的方式和方向(比如:安哥拉);而另外一些非洲國家則希望復制前者與中國的合作方式(比如:南蘇丹)。無論哪一種選擇,在確保合作收益大和不合作成本低的前提下,都屬于利益共同體”的范疇。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與非洲國家建立合作共贏利益共同體研究。(項目號:16CGJ025)】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責任編輯:魏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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