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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情勢

美國亞太安全體系的構建與中國的戰略應對

時間:2017-12-18 作者:張桂鳳

在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強國化”過程中,如何處理與當前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的關系,在中國外交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位置。中美在努力推動跨越太平洋的合作”、避免雙方戰略意圖誤判的同時,也在亞太地區就地區影響力和塑造力進行激烈的競爭。面對美國構建的亞太安全體系對中國的戰略擠壓,中國外交需要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整和部署,以更好地維護和拓展自身成長壯大的戰略空間。

   張桂鳳/文

DOI: 10.19422/j.cnki.ddsj.2017.11.014

亞太地區是中國發展與復興的戰略支撐之地,也是中美交流交鋒的第一塊陣地”。作為新興大國的中國與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在亞太的競爭突出地表現為一種不對稱”性戰略競爭,即中國經濟力量快速增長,而美國主要通過軍力部署和軍事同盟構建來實施對華防范戰略。[1]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之前,美國在亞太的安全優勢基本未對中國形成實質性阻遏,中國經濟力、外貿力和外交力持續增長。進入第二個十年,中國因素在美國亞太戰略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奧巴馬政府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在經濟和安全兩方面加大了對亞太的投入力度。特朗普上臺后,出臺亞太穩定計劃”,提出新的阿富汗和南亞戰略,展現軍事進取姿態。隨著中國的持續快速全面發展,美國構建的亞太安全體系對中國戰略行動能力和發展空間形成日益嚴重的束縛和擠壓。

 

美國亞太安全體系的主要特點

美國的亞太戰略具有較強的延續性。隨著中美在競爭亞太地區影響力方面交鋒不斷增加,美對華強硬、意圖規制”中國的態勢凸顯。在中美實力評估中,美國認為自身有許多優勢,但在任何領域的優勢都不及美在亞洲和其他地區的聯盟和伙伴關系網”。[2]當前美國著力構建的亞太安全體系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重視同盟關系,強化美國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和泰國的軍事同盟。美國根據地區形勢和國際戰略趨勢變化而不斷調整亞太同盟體系。1951年后,美國采取軸輻式”政策,以雙邊關系為基礎構建亞太安全體系。冷戰后,美國亞太同盟體系增加了多邊經濟合作內容,形成了扇形”同盟體系。[3]從小布什第二任期開始,反恐的影響逐漸下降,遏制區域內新興勢力的傳統思維回歸美國戰略決策。美國強調與日、韓、澳、菲、泰的同盟是亞洲安全的基石”。其中,美日同盟具有核心地位,是美國立足亞太及維持影響力的關鍵。近年美國加大拉攏韓國力度,力推在韓國部署薩德”,強化對東北亞安全事務的影響力。澳大利亞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特殊地理位置,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日益凸顯。美菲同盟一度因南海爭端提升了對彼此的戰略價值。泰國則是美國在亞太第一個條約盟國,至今仍為美國空軍提供戰略基地烏塔堡機場,但泰國發生軍事政變后,雙方傳統安全關系受到影響。

第二,升級安全伙伴關系,力圖把美國的準盟國變成盟國,把安全伙伴關系變成準軍事同盟。新加坡雖然是美國的戰略伙伴”而非條約盟國,但始終是美國在東南亞軍事存在的最堅定支持者,美國在新加坡輪替派駐大量軍隊,是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的最大使用方。美國重視印度牽制中國的戰略價值,認為美印會成為美國在21世紀最具決定性的伙伴關系”。[4]特朗普上臺后,稱印度是美國最關鍵的安全和經濟伙伴,在中印洞朗對峙發生后,向印度出售大量軍火,舉行美印日聯合軍演。近年,冷淡多年的美國與新西蘭關系迅速回暖,但新西蘭奉行獨立外交政策,雙方恢復于20世紀80年代破裂的同盟關系的難度較大。

第三,拉攏潛在的戰略伙伴”,提升美國與地區重要國家的軍事合作水平。美國長期與馬來西亞保持密切的軍事關系,各軍種都與馬對應軍種舉行過聯合軍演,近年美國通過向馬出售先進武器并提供技術支持強化雙方安全合作。印尼的體量決定了它在美國亞太安全體系中的角色日趨重要,2010年后美國擴大與印尼聯合軍演范圍,對印尼軍售大幅增加。近年美國與越南關系急劇升溫,建立國防政策對話”,2016年美國解除對越南持續32年的武器禁運,美越軍事關系獲得實質性進展。此外,美國以前沿部署”外交為手段,加大對中南半島的政治外交投入,迅速改善與緬甸的關系,積極提升與柬埔寨軍事合作,與老撾建立助理國務卿級別的全面戰略對話機制。[5]特朗普政府推行新阿富汗戰略,強化對阿富汗及南亞局勢的掌控。

第四,持續推動同盟和新舊安全伙伴關系的層級化”和網絡化”,構建以美國為幕后操盤手”多層網狀”“動態靈活”的亞太安全體系。美國大力鼓勵盟國與安全伙伴間加強合作,通過雙邊、三邊或四邊的制度安排,形成一個相互交織、靈活互動的網絡式體系。在美國支持下,日韓、日菲接近,日與澳、韓與澳、日與印、日與印尼建立外交、安全合作2+2”機制;日印還啟動了兩國防長以及陸、海、空軍之間的對話;美、日、印、澳之間的安全合作更趨密切。美國還支持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等國就部隊訪問協定”進行磋商。在美國與日、韓、澳、菲同盟及美國與新加坡、越南、印度等安全伙伴關系基礎上,一個印度洋太平洋網絡逐漸成形” 。[6]

美國構建的亞太安全體系以美國為中心,以美國與五個盟國的同盟關系為第一層級網絡,以美國與亞太地區傳統和新興戰略伙伴的合作為第二層級網絡,以美國著力拉攏的潛在戰略伙伴為第三層級網絡,以泛化和靈活的安全合作國為外圍松散網絡,各個層級的主網絡之間又交叉形成大量次級網絡,整體呈現出顯著的層次性、動態性和易于攻擊性。

 

2017年3月3日,“薩德”系統部分裝備運抵美軍駐韓國烏山空軍基地。

美國亞太安全體系對中國的戰略擠壓日益凸顯

雖然美國學術界和戰略界大部分認為中國的體量和經濟規模大到無法遏制”,但仍試圖規范”中國。美國主導的亞太安全體系不斷穩固其在安全領域的優勢,成為美國塑造亞太秩序的強有力依托,對中國的戰略空間和經濟成長帶來多重限制。

第一,該體系為美國在亞太迅速撬動資源推進美戰略提供了極佳的工具和平臺,強化了美國維持亞太霸權、規制”中國崛起的能力。美國與亞太盟國、安全伙伴國的關系是不對等的,作為超級軍事強國,美國的軍事能力具有稀缺性。盟國在安全上高度依賴美國,安全伙伴則視美國為離岸平衡手”。盡管有國家對美國廣占軍事基地或頻繁干涉內政頗有怨言,但由于各國對美國的安全需求大于美國對各國的需求,這種不對等關系使美國可以要求盟國和伙伴國配合美國的戰略實施,使美國處于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略態勢,[7]大大提高美國在亞太的戰略實施效率。通過亞太安全體系,美國可以更好地利用盟國和安全伙伴國的戰略資源、撬動體系杠桿來維持美國霸權。例如,美國擇機激化那些跟中國有主權爭議的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矛盾,以成本極小、效率極高的戰術暗助周邊國家制造麻煩,意圖延緩中國崛起的速度。在南海問題上如此,在中印邊境對峙上也是如此。

第二,該體系為地區國家采取對華對沖”戰略提供了資源和機會,意欲最大限制中國以經濟、外交等促進與地區國家安全、政治合作的成效。多年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貿聯系不斷加深,中國的快速發展使亞太國家共享發展紅利,國家間關系趨于緊密;但由于美國主導的安全網絡的不斷強化和美國對地區安全問題的操控,中國以經促政” “以經濟促安全”效果不彰。在亞太,盡管一些國家對中國的快速發展感到焦慮,但如果沒有美國因素,這些國家由于與中國的實力差距,實際上缺乏平衡中國的手段。而有了美國在亞太安全領域的深度存在,為這些國家提供了戰略資源,使它們得以引入離岸平衡”力量,可以憑借美國的勢力和承諾來抗衡中國的影響力。[8]近年來,一些地區國家在收獲中國發展紅利的同時,時常做出激化主權紛爭的挑釁言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與美國的軍事安全合作為依托。

第三,美國利用安全優勢謀取經濟利益,對中國與亞太國家的深度經濟融合和一體化形成干擾。亞太是中國崛起的大后方,推動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并轉化為政治領導力的根基所在。近年,美國既在經濟領域直接發起與中國的競爭,也利用安全優勢對中國經濟發展進程進行干擾。特朗普上臺后,更加重視擴展經濟利益,以增強經濟實力這一霸權之本。安全關系作為高級政治”,使美國得以便利地在經濟領域把對美有利的安排制度化。在當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增速放緩的情況下,美國趁機鼓動地區國家加強與美國的合作、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通過增強盟國和伙伴國的經濟抗壓能力”來推動相關國家與中國的離心態勢。這對中國與地區國家的經濟融合帶來深遠不利影響。

 

中國的戰略應對

面對美國的多重限制,中國應從更廣闊的視角思考和制定自身的亞太戰略。當前,特朗普政府政策搖擺不定,決策團隊還未完全到位,而美國要求盟友和伙伴分擔軍事負擔、為美國經濟做貢獻等做法,在亞太國家中引發憂慮。中國應抓住時機,突破美國亞太安全體系對中國的戰略束縛。

第一,針對這一網絡體系具有明顯的層級化”特點及不同國家的不同特點,進行個性化的外交政策設計,不斷擴大中國的伙伴關系朋友圈”,增加相互間的共同利益。盡管美國重視與亞太國家建立安全網絡,但亞太國家的主權理念、相互間的歷史恩怨以及與中國的緊密經濟聯系,都使美國難以建立亞洲版北約”。在美國構建的亞太安全網中,作為操盤手”的美國對不同層級網絡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并不相同,按與美國關系的疏密程度,包括同盟、準同盟、親密戰略伙伴、潛在的戰略伙伴、外圍合作伙伴等,呈現出從核心到外圍逐層遞減的態勢。針對這一特點,中國可以反向而行,對美國從外圍到核心的各層級安全伙伴的安全需求、對美國的安全依賴程度、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程度進行分析,針對不同層級國家的不同特點進行個性化的外交政策設計,不斷增加中國與相關國家的共同利益,設法化解或緩解不利因素,靈活用好戰略伙伴關系”這種新型安全合作形式,夯實中國的伙伴關系朋友圈”。

第二,持續推動與地區國家間的經濟融合進程,發揮經濟力量的基礎性作用和一帶一路”的引領性作用。雖然安全手段發揮作用往往立竿見影,但從長遠看,經濟實力是基礎。特朗普上臺后提出美國優先”,重點關注貿易逆差,就是著眼于保持和擴大美國的經濟優勢。在亞太,中國在經濟領域具有獨特優勢,這是由中國的絕對規模、持續不斷的發展以及在國際供應鏈中的地位決定的” 。[9]中國已經成為亞太多國的最大貿易伙伴國,包括一些美國的亞太盟國和伙伴國。由于與中國經濟關系密切、對中國市場的需求不斷增加,這些國家雖樂于利用美國因素來平衡中國影響,但立場并不完全等同于美國。繼續加強中國與這些國家的緊密經濟聯系雖不足以立即使它們改變在安全問題上的立場,但有助于降低它們支持美國與中國對抗的決心和力度,擴大中國的戰略空間。在亞太經濟整合中,要重視一帶一路”的作用,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推動亞太自貿區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進程,深化中國與地區國家的經濟融合。藉由具有千年傳承風韻的一帶一路”,強化經貿和人文色彩,可有效增進互信,讓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周邊國家落地生根” 。[10]

第三,積極參與地區多邊機制,樹立中國開放包容、愛好和平的形象,在區域范圍內以合作共贏的戰略思維塑造新的合作安全模式。澳大利亞戰略學教授休·懷特等學者指出,東亞緊張局面的出現主要是由于美國頑固的、基于既得利益的決心,而全然不顧中國客觀理性和天經地義的在本地區享有支配權和保護自身安全的決心”。[11]美國構建的亞太安全體系以傳統的軍事同盟和軍事合作為基礎,具有強烈的冷戰色彩,與重視合作共贏、國際機制及多邊合作的21世紀思維”相悖。為與美國冷戰思維”形成反差,中國要重視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合組織首腦會議、東盟峰會等地區多邊機制,既積極推動具體合作項目,又著力宣傳中國合作共贏的非零和理念。繼續推行結伴而不結盟”的安全合作模式,重視東盟作用,支持東盟在地區安全合作中的中心地位,積極參與東盟主導的各種安全對話機制,對安全問題進行較為有效的管控,緩解部分國家對安全問題的擔憂,降低美國亞太體系的聚合力。

第四,堅定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弱化美國亞太安全體系的針對性。對中國外交而言,周邊與美國是一體兩面的關系。營造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關鍵是保持中美關系斗而不破”。美國對華戰略圍堵的根源,在于對中國可能威脅美國亞太主導地位甚至挑戰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的擔憂。未來美國強化對華規制的態勢不會發生根本性轉變。但美國對中國并未采取全面遏制”政策,而是存在兩面性,中美之間形成了一種競爭性共存的關系” 。[12]為防止競爭演變成激烈對抗,中美需要適時適當地進行妥協與合作,任何將彼此輕視、任何就對方緊要利益、實際能力和基本情感做的嚴重誤判都會導致重大的損失和深遠的后患” 。[13]盡管特朗普政府發起301”調查給中美經濟合作帶來陰霾,但從長遠看,經濟關系作為兩國關系壓艙石”的角色不太可能逆轉。要堅持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根本方向,在安全領域建立管控風險、化解危機的長效機制。通過營造緩和的中美關系和地區安全氛圍,降低美國操控亞太安全體系針對中國的合理性。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責任編輯:潘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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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時殷弘:中國崛起和中美關系的戰略形勢”,載《國際經濟評論》,2007年7-8月期。

[2]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1st Edi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June 8, 2015. p371.

[3] James A. Baker III,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Vol.70, No.5, 1991, pp.1-18.

[4] Dan LamotheThe U.S. and India are deepening military ties- and China is watching”,March 2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heckpoint/wp/2016/03/02/the-u-s-and-india-are-deepening-military-ties-and-china-is-watching/ .

[5] 張凱:“‘重返’東南亞:美國的‘戰略進取’及其影響”,載《當代世界》,2016年第3期,第30-33頁。

[6] Robert A. Manning, James Przystup, How George Kennan Would Contend with China's Rise, June 30, 2015,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george-kennan-would-contend-chinas-rise-13222.

[7] 周方銀:美國的亞太同盟體系與中國的應對”,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11期,第15頁。

[8] Patrick M. Cronin, America Must Take a Sta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eptember 5, 2015,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must-take-stand-the-south-china-sea-13779 .

[9] Barry NaughtonArthur R. KroeberGuy De Jonquieres, Graham Webster, What Will the TPP Mean for China? ,October 7, 2015http://foreignpolicy.com/2015/10/07/china-tpp-trans-pacific-partnership-obama-us-trade-xi/.

[10] 習近平:讓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周邊國家落地生根”,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25/c_117878944.htm .

[11] Hugh White, The China Choice: Why America Should Share Power, Black Inc., August 6, 2001. Lyle Goldstein, Meeting China Halfway: 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May 1st 2015. Stephen Harner, China Threat' Myth, The 'Pivot To Asia,' And Obama's Foreign Policy Legacy, http://www.forbes.com/sites/stephenharner/2014/06/22/the-nytimes-china-threat-myth-the-pivot-to-asia-and-obamas-foreign-policy-legacy/#4d2ef7f81a9d .

[12] David Shambaugh, Prospect for 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China-U.S. Focus, March 7,2013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prospects-for-a-new-type-of-major-power-relationship/.

[13] 時殷弘:中美關系的真正問題在哪?”,2016年6月21日,http://www.crntt.com/crn-webapp/mag/docDetail.jsp?docid=1042745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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